从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往前数，上至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下至省长、厅长、市长……贪官队伍之所以层出不穷，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滥，越来越广，我以为这是制度索然。虽中纪委有一整套不为人知的纪律监督模式，操作起来不但有效，而且果决（俗称“双归”）。但为什么贪腐的官员还是赶不尽杀不绝呢？面对如黄虫一般施虐的贪官群体，我以为中央要想彻底地清廉党的队伍，就得从源头做起，彻底堵绝滋生贪渎的“h1n1病毒株”隐性传播。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把贪官比作虫子，像许宗衡这样被双规的贪官，早就是肚满肠肥的成虫，再不将他们绳之以法，他们就会成蛹，蜕变成娥，变异出大大小小如卵一样的幼虫（还没现形的贪官）。而若将中纪委（中国各级纪检机关）比作生产流水线上的质检员，把大陆各级官员（上至一品大员，下至七品芝麻官，甚至算上连品都没有的联防、城管、保安）视为流水线上的“成品”，那这些成品是不是在他们上线时，就已经被操作员（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暗箱操作？能上组织人事部门这个流水线（也就是能当官升官之人），不是那跑官买官要官，或官家七姑八大姨的亲戚，就是六舅五叔的引荐，顶不机，也还有个上级领导的招呼，官说为官的赝品。像这样一些“成品”，能上官场的流水线已前科累累……之所以有人被双规，有人没被双归，并非成品的本质有什么区别，而是看流水线末端的质检员的心情如何。本着民不告官不究的原则，质检员高兴了（其实也是按领导意图）用双规的“尺度”衡量下去，逮着的“成品”就会现原型，金玉其外败絮其内。而没逮着的，从眼皮底下过去的，依然还有许多成品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内。

有人说起官场上的这一现象，说现阶段之所以贪官这么得多，是因媒体透明，敢于曝光这些阴暗面了；还有人说，这都是五十九岁，四十五岁现象惹得祸；更有人将贪官归于一支笔，一把手负责制的监督失衡所致……而我不这样认为。想说，这么些贪官没走入官场前，他们所受的教育（红色教育），承上启下的家庭熏陶（父辈或爷爷辈传承下来的家训）无一不是革命史，清廉爱民的好传统。之所以轮到他们当官就忘恩负义，就贪得无厌地养小秘包二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挥霍国有财产，公器私用还贪心不足蛇吞象；说穿了，就是上行下效，沆瀣一气，进这门就沾染了这么一坏习气，不拍不溜须不巴结领导你休想升官发财……想建国初期毛泽东下决心处决刘青山和张子善，敲山震虎让中国的官场清廉了好十几年，如今，继续用这敲山震虎之法，甚至杀猴给鸡看都不灵光，其原因就是整个官场制度完全没制衡没监督没真心实意地抓贪渎。整个官场半成品多半都染上了贪渎的“h1n1病毒株”，迟早会爆发这危害国家、社会、及他个人性命的贪污腐败。为更透彻地说明我之观点，下面，我简单说下这种流于表面，扼制不住贪腐的不作为的官场制衡机制：

一、检举制度。现在的检举制度要实名制，得逐级向上反映。实名的检举人因检举自己的领导，被报复、迫害、丢了工作的现象时有发生……试着想下，凭良心举证腐败，最后被腐败份子陷害；反倒是贪腐份子官官相护，嚣张到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样的现状，谁还敢举证贪腐，揭弊贪腐？

二、用人制度。许多免职的干部异地为官，许多这方土地挥霍无度，欠下一屁股得债还能走马上任，债务归继任者去处理；再还有官员只对上负责，而不须对下负责，这样的“人民公仆”，他又怎么不会成和绅的徒子徒孙，成那皇帝身边的公公嫔妃，男不男女不女呢？

三、选举制度。现在的选举制度，要不流于形式，装模作样，要不就是卡比例，讲学历，压年龄，七八个标准瞎子摸相，根本就不看实践经验，这样的选举制度，是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是的，我也承认有这些条件比没这条件要好。表面上看官场道貌岸然，实际背后却是暗潮涌动，腥风血雨……想下制度若不任人为贤，是不是就会任人为亲，任人为奴，继续地我行我素呢？

写到这，官场上的弊端是不是越来越显山露水？官场之所以贪官这么多，是不是很有点“堰塞湖”行将决堤之势？越来越多的未成形的贪官如溪水汇江河般地倾入堰塞湖，怕它，因它成势成灾就不敢碰它（民不告官不究），势必会使贪官得意忘形，早晚有天溃坝，成中国政府官僚体制下真正的次生灾害。而若想让它成汶川地震后的唐家山堰塞湖，迎难而上及时处理它（泄洪于它成灾之前），这蓄势沉淀的贪腐洪流，惟一的能量是不是就剩树倒猢狲散，自食恶果天报应了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