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成都时，游过武侯祠。居浙江时，游过兰溪诸葛八卦村。前日有友人问我《诫子书》何意，我答应合宜的时候，不妨说一说。

那是在离世前一年，诸葛亮写给儿子诸葛瞻的一段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此是中华两千年来最著名的家训之一，也是最精短的家训之一。想一想诸葛亮生前的非凡历程与身后的千古美名，诸葛瞻、诸葛尚父子殉难于邓艾伐蜀的绵竹之战，以及十八世后诸葛大狮匠心独运的神奇八卦村及其至今淳朴善良、且医且文的诸葛人，便知《诫子书》必定融汇了一代高人的心血与智慧，并对诸葛世家影响深远。

综观《诫子书》，寥寥八十余字，所谈无非“修养”二字。修养的对象，一则为身，一则为心，亦即修身养性之谓。身与心的关系在于，心变则必身变，身变则未必心变，然而心的历炼首先从身的历炼开始。修养的目标，入世则建功立业、济世利人，出世则入道得法、返本归真。修养的途径，有其动态的历程：修身、养德——明志、致远——广才、成学——励精、冶性——接世、出世。有其静态的标准：静、俭；澹泊、宁静；不淫慢，不险躁。

而其静态的标准，又可统一为“静”。静则俭朴，无意于奢豪与享乐；静则超然，能看淡世俗的名利，能有宏阔高远的抱负；静则不惰怠、不轻浮、不急躁，精气神愈益振奋，真性情更为坚韧。故而，静的实质，为善、为忍、为不欺。静的功用，先则修身，使四肢安泰，心境平和；次则养德，使重善积德，守德不败；立志，则易于明确，决非鼠目寸光；务学，则易于精进，多才华横溢；于行，则戒逸乐，不玩物丧志；于性，则趋沉笃，不心浮气躁；于时，日日有长进，年华不虚度；于世，大则安邦定国，小则自济济人，决不“枯落”与“悲守”。

而其动态历程之中，修、养必在其首，正如《大学》所言：正心、诚意、修身，而后方得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以静、以俭，便如释教所言：“戒”而后“定”，“定”而后“慧”；抵拒外物的诱惑，清除内心的杂念，一旦进入“空”境，智慧也就大开。由此，自会明白此生此世的许多因果，也就能够依据与生俱来的使命确定努力的方向；而这使命与方向，必与寻常人们的庸俗识见大异。既然有志有德，又有越来越高的“静”的标准，才华、学问及远见卓识之类，只是自然天成、如泉喷涌的结晶。心性与能为彼此促进，彼此催化，人便愈益奋发，愈益面临磨砺与考验，境界也就得以不断升华。以此作用于世，易建经天纬地之功；以此作用于人，易收移风易俗之效；以此作用于己，易入超凡脱俗、游刃自如之境。

而这一切，皆从小处开始。何者为“小”？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一针一线而已。如果尽其所能做到：虽是一针一线之利益，若非义取，也不贪占；虽是一思一念之杂见，若非正道，也不由它主导；虽是一言一行之毫末，若有丁点不轨，也能及时发现并救正——则道德所养、身心所变、智慧所至，皆不可计量。虽不易一下子做到，却可循序渐进做到；虽不易时时、事事达到标准，却可让标准决不在心头含糊；虽不易在过程之中很好把握，却可在过程之后深刻反省。说到底，此便是磨砺心性、归正习惯的细致功夫。诚如诸葛所言，从俭、从勤、不淫慢、不险躁等等，倘不从一点一滴做起，何得有成？

诸葛亮自身，显然是身体力行的典范：鞠躬尽瘁，死后而已，为后世立下“大义”的标准，远比刘关张的桃园“小义”重要；知天命而尽人伦，怀大志而拘小节，由儒而道，自在道中；《出师》二表动天下，七擒七纵展大略，绝非今世政客、犬儒、主义所能比肩。身教言传，家风绵延：阿斗主动投降，诸葛瞻父子义不苟和，便是诸葛遗风余烈的体现；至诸葛大狮五行八卦之村落，如有神助，历经数百年而幸免于兵火，显然内蕴玄机；今日再游八卦村，孔明先生的忠魂义胆，仍可浮现在眼前。

人生一世，何其短暂。一念之失，便入歧途；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初入歧途并不可怕，怕就怕一生入魔道、上沉船，再难回头。输在外物也不可怕，怕就怕输在内心，天性、良知、正义一旦丧失，从此找不回自我。故《诫子书》的意义，虽在教子，却在警世；“穷庐”之悲，不只在家徒四壁，尤其在心窍不开；“将复何及”之憾，不只在时光虚掷，尤其在永恒生命不得保全。诸葛乃高士，时机不至，岂可明言？然而今日，某代他明言，又谁识得苦心？悲乎！

2009-6-13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