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有六月，六月人人过。

六月，有甚么特别的？只是夏天来了的感觉吗？不。

六月，小孩子就记得儿童节，青年就记得青年节。我记住甚么呢？

我没有过过儿童节；过青年节，记忆犹新，那是风华正茂，热血沸腾的岁月，做助手，学雷锋，当先进，树标兵，多么风光！然而这些都不足以让我永不释怀。

唯有1966年的六月，那个在中国历史上有特别记载的六月，我最难忘！

我作为中国不平凡历史的见证人之一，亲身的经历的一些事，追思六月，感慨无穷。

1966年六月的见证人，还有多少在世？你们在天涯海角，是否还记得那风风雨雨的日子？朋友啊，我们今天不能相逢，我就写这么一段文字，回忆那个难亡的六月，让网络传给你，作为纪念。

……

六月的北京，天气晴和，蓝天却少。窗台上的沙尘，时扫时有。

政治空气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此前北京市委改组，彭真被免职，李雪峰任新市委书记，第二书记是吴德。副市长吴晗和邓拓、廖沫沙被点名批判，他们（“三人村”）写的《燕山夜话》批为大毒草。《人民日报》被改组，从五月三十一日起交给陈伯达管理。

这年的六月，就是在政治动荡中到来的。

六月的第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说，有人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杀气腾腾的，让人感到政治气候，和暑天到来那一样的炽热！

《人民日报》的社论，就是中央的声音。中央发出号令，全国立即掀起声讨牛鬼蛇神，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高[chao]。这就是史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这场运动还冠名为“毛主[xi]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加重了运动的权威和不可抗拒的力量。

那时，我作为青年干部在水电部政治干部学校学习，写了篇广播稿，表明不能容忍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

在社论的鼓动下，北京大专院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直指校党委、系领导，党政领导陷于瘫痪，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面对这种运动的无序状态，新北京市委决定派驻工作组。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抽调到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六月九日，我带着行李在“清华园乙所”住下，分配到水利系作联络员，了解师生对校系领导的意见。

清华园内的大字报琳琅满目，煞是好看。直接点校领导名字的大字报不少，其中校长蒋南翔的大字报多，也有副校长何东昌、刘冰、艾知生的。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并没有甚么无法见人的大黑幕，大不了就是教学制度、工作方式方面的意见。但都将它戴上“复辟资本主义”政治帽子。

从理论上说，这就是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何况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当局提倡、号召的。因此很多中央领导都关心它，亲自看大字报、听辩论。

有一天，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公开到清华看大字报，引起我们的兴趣。还有一天，王光美也来了，还到食堂和群众见面，带来一阵轰动。周总理那么忙，他也来了，不过他是在凌晨三点多来的，除工作组领导陪同外，别的人事后才知道。

这场政治运动开始，宣传“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打破一切清规戒律”，“自己解放自己”。在它的鼓吹和煽动下，很快形成一股狂热的力量。

“红卫兵”组织应运而生。他们真不愧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气魄，手戴红袖章，发出各种禁令。街头巷尾那些提笼驾鸟的闲杂人，消声匿迹。寺庙教堂，佛爷菩萨，他们下手无情。他们怀着一颗纯洁的革命之心，天然地向他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冲击，所向披靡。特别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三篇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后来毛主[xi]写了一封信称赞他们的造反精神。这就使红卫兵成为当时革命的先锋，运动的骄子。

他们把毛主[xi]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行考察报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搬出来作理论根据；把当年农民给乡绅恶霸地主戴高帽子游街的方式，用于对待校系领导。蒋南翔在被教育部批判。某系党总支书记被剪去头发挂牌游园。将土木系主任梁思成批为“反动学术权威”，让他在家门口跪在他的一堆著作上。……

面对这些不符政策的狂热作法，工作组是反对的。组长叶林（国家计委副主任）、副组长周赤萍（冶金部副部长）于是研究决定，派工作组成员出面制止，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也无法制止，他们肆意妄为，自行其是。

我清楚记得，那时校园内的政治气氛十分紧张。大字报中有反对给校党委扣政治大帽子的，就被批为“保皇党”。由于工作组并不是对校党委持否定的态度，进而师生中对工作组分化成拥护和反对两派。反对方以造反学生蒯大富为首，公开张贴挑战书，与叶林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就这样，蒯大富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一身清瘦，戴一幅眼镜，显得个子更为单挑。他不要讲稿，涛涛不绝的讲话，没有重复与错乱。

在后来的一次万人大会上，周总理亲自要他上台讲话，他口若悬河，毫无怯意。

所以，他后来和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等被称为“五大元帅”。

在这种局面下，工作组也无法领导下去，所以后来撤离了，由学生中选出人员组成校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就是刘少奇同志的女儿刘涛，副组长是贺龙同志的儿子贺鹏飞。蒯大富就攻击这是官方的御用工具，公开对着干，那是以后的事就不土说它了。

那年六月，毛主[xi]南巡，中央工作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后来由于毛主[xi]支持红卫兵造反，工作组不仅不法领导运动，反而是运动的阻力。

怎么办呢？刘少奇在人大会堂小会议厅接见我们，讲话中说他对运动很不理解。这让我们大吃一惊，觉得不得要领，心中产生一团迷雾。

为了既要表示支持学生的革命精神，又不致使工作组太难看，做好双方的工作就落到周总理身上。这才有了后来八月的清华万人大会。周总理并不明确说工作组是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错了。那个双方都无光彩的场面，说不定是周总理的工作策略吧。

由此可见当时运动的领导，是多么的无序和混乱。当时，我们怎么能知道这是高层内部的分歧造成的呢？

就是这个当年六月的政治运动，后来发展成一场延续十年的浩劫啊！

追忆六月，仍觉在梦中。国家遭此大难，令人不寒而慄。

追思六月，前事不忘；瞻望未来，后事之师。中国人民从历史的教训中交了昂贵的学费，应该更加成熟些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