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贡井有“宋景臣的票子，胡元和的房子，余述怀的面子”之说，今不言他，只说说“胡元和的房子”和“房子”里发生的一件事。

胡元和是“胡慎怡堂”的俚称，是清代后期自贡盐场有名的“王、李、胡、颜”老“四大家族”之一之胡氏的住宅。其建筑无论规模、艺术构思和文化含量，在当时的自贡民宅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就连罗筱元建在自流井塘坎上以东的南北院、余述怀建在贡井官仓的天禄堂、黄幺跛子建在长腰滩的五福堂等等诸多豪门大宅都望尘莫及。

自清道光（1821－1850年）中叶至二十世纪初（1905年），随着胡氏家族在盐业上的发迹到鼎盛，胡元和住宅也即走过了从兴建到日臻完善的历程。胡氏最先在贡井大山白泥坳寨子岭下旭水河旁修建一正二横房，权做管理盐业的总柜房和住宅。十五年后，在此基础上增建上厅、中厅、横厅等房舍。整个建筑群呈八个四合院形。引得乡人们艳羡地以“大山新房子”称之。翌年，再增筑下厅、财房、上学堂、下学堂、上厨房、下厨房、总柜房、管事房、男花厅、女花厅等，并将此宅名为“胡慎怡堂”。到了十九世纪末，又改建四重堂正屋，添修前后花厅、水榭、花园、五开间戏楼、九开间总柜房一院及三角池。园门楣上由清翰林赵熙题书的“灌园”二字赫然醒目。园内敞厅曰：“花随四时”。二十世纪初（1905年），又于宅左侧利用灌田的上下水塘、高树茂林地带仿曹雪芹著《红楼梦》中描写的大观园，兴建祖祠一院，并另辟一幢三开间门房。门拄上镌刻赵熙题书的楹联曰：“四序和神清洁，一堂水色山光。”园内花木扶疏，甬道虬环，曲曲折折，荫荫阳阳；鱼池建半岛，岛上掩垂杨；月宫门庭静，山青弘馆幽；花溪绕屋，石桥架岸；红荷湖满，船屋翼然；波光潋滟，云翳幽幽，湖山景色，皆收一园……

此时的胡元和俨然《红楼梦》中之荣国府一样的显赫于世了。可慎怡堂中人知否：红楼再显亦是梦。

果然，尔后不足半个世纪，这座显赫一时的深宅大院即归属国家而成了贡井当时最大的企业——贡井盐厂的办公之所。时至又半个世纪之后的今日，知道胡元和叫胡慎怡堂的人已经不多了，而知道胡元和曾经是脍炙人口的川剧名作《情探》的创作之地的人恐怕就更加稀微了吧？

当时，由于胡慎怡堂依山傍水、楼台亭阁、水榭云廊和胡氏的亦商亦官（其实是捐官）身世地位；所以，这里成了达官显贵、文人墨客们的聚会之所。诸如成都的“五老七贤”、荣州、威远、富顺的“竹林七子”乃至林森、冯玉祥、范旭东、侯德榜等都曾在胡元和留下足迹。梁启超曾亲书“大山松所”横额以言“胡慎怡堂”。而曾经任清翰林院编修、御史的赵熙更是常常客居胡元和，并留下了他较多墨宝、诗词篇什和他对川剧《活捉王魁》进行再创作的故事。

话说公元1902年的一天，赵熙与胡家亲友在贡井南华宫看了川剧《活捉王魁》后回到胡元和，似为尽兴，遂与当时主持家政的胡汝修说，该剧生旦两行技巧颇高，但是剧本有诸多不足，特别是对女主人公焦桂英的塑造很不成功，想修改剧本。胡汝修说：“甚好！这样甚好！经你这高手一改，一定会更加精彩！”在场的人们也纷纷表示支持，并极力撺掇赵熙即刻执笔改写剧本。赵熙兴致倍增。是夜，胡主和亲友们为赵熙在园内“洞易斋”燃灯案头，煮酒烹茗，然后悄然退出书斋。赵熙即欣然命笔……

当鸡鸣敲窗，旭日摸棂时，一宵未眠的赵熙投笔于筒神采奕奕地捧出厚厚的剧本来交给胡汝修。胡翻开剧本就被王魁上场时的唱词吸引住了。王魁唱道：

更阑静，夜色深，

月明如水浸楼台，

透出了凄风一派……

“妙！妙！实在是妙！”胡汝修连连惊呼道。

众人阅后，无不拍案叫绝。称赵熙“文思之富”，“倚马之才”。试问该剧名时，赵熙说：“焦桂英发于情，探之而止于情，为情而探，探中有情，就叫《情探》罢。”

几天后，由贡井木偶剧班挂曲牌，在胡慎怡堂演出获得成功。后来，先后在成都、自流井、重庆等地演出，均盛况空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轰动效应经久不衰。时至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海内外在研究川剧剧本的文学性时，往往都要着重探讨赵熙本的《情探》。

从赵熙在南华宫看戏在胡元和改剧一事，可见贡井在二十世纪初的文化之一斑。更看见一部名著的问世，除了作者的灵感外（其实灵感也不是无根生有的），还须相应的环境氛围。如果不是在贡井南华宫看戏，如果不是胡元和那样的“文化现场”（余秋雨语）胡氏家族的亲友们的极力纵恿，说不定至今不但没有《情探》，也就没有一向以诗词书法名噪于世而“本不懂川剧曲牌”（赵熙语）的赵熙的戏剧成就了（赵熙后来还写了川剧《渔父群剑》、《除三客》等剧目）。

那将是巨大的遗憾。

尽管我们不会遗憾。

由此而言贡井是川剧传统优秀剧目《情探》的摇篮，是一代文化名人赵熙戏剧艺术成就的发祥地也不为过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