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公开发表的全部文字，都是歌颂善良和美好，表达积极乐观人生的。说出来也许没人相信，我的文字之所以表现出平和乐观的基调，并非我的成长之路充满阳光，而是因为忧伤和恐惧已被我尘封，泪水在童年时代即已流干。

我今天执意要回首不堪回首的童年，是因为我读了安然玲珑的诗《梦魇童年》，“贫困的年月塑造生存的暴躁　/在父母反复无休争吵的硝烟里　/　我迷离的眼睛无处逃避　/　恐惧和压抑积成巨大的石块　/　我的童年在下面呻吟喘息　/　我长成孱弱而纤细的芽　/　冷风中摇曳那一丝枯萎的绿　/　总是在角落里整理不清孤独和惶惑……梦想无数次从村口那条路向外爬行　/　不认识路的我总是把流浪的岁月　/　跌得旧伤加新痛……”这些诗句似暴发的山洪，把我记忆的闸门轰然摧垮，干涸的眼角竟又洇湿了。

从上学时起，我就感觉到我比周围的人矮一截，因为当时，我家实在太穷了。全村一百多户人家，我家名列第二穷。第一是瘸腿老方家，一家六口蜷缩在不到二十平米的土屋里，裸露的土炕上只有一条破棉絮当被子，而我家好歹还有四条补丁撂补丁的被子。我家的穷,不是因为父母无能造成的。那时父亲还是中学的民办教师，在学校组织的一次蓝球赛中腰被严重扭伤，因无钱医治，靠村里的赤脚医生免费针炙减轻疼痛，一连两三年不能从事生产劳动。那时是大集体，靠工分分粮，因母亲背着一岁多的小弟，拎着六岁多的二弟，生产队不给她派挣分多的重活，只让她打零工，一天仅挣二分。因此每逢生产队分粮，母亲就面露愧色地让我去领。我记得我领的最多的一次是二十二个玉米棒子，最少的一次是九个。好在我家亲戚多，不时有人接济着，否则不知怎样活下去。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父母甚至产生过要将小弟送人的念头。

常言说，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则受欺，大到一国，小到一家，莫不如此。

因为穷，我的祖母不但不帮我父母看孩子，反而与伯母、婶婶们串通一气，经常找我父母的碴。我父亲属狗，凌晨出生的，祖母说：早晨的狗饿肚子，穷得穿不起裤子，你们注定一辈子没好日子过。我的婶婶（因患乳腺癌已去世）都敢当着数十名乡亲的面，提着父亲的乳名叫骂。尽管我们行事都很小心，却总难让她们满意，隔三岔五就会生出事端。记得有一次，好像是逢什么重要节日抑或是谁的生日，母亲包了粗面饺子，煮好后让我送一碗给祖母。因我记错祖母已从伯母家搬去婶婶家住，仍将饺子送到了伯母家。由于饺子很少，再送一碗给祖母我家便不够吃，不送则无法向祖母和外界交待，最终是母亲放弃了自己那份。谁知过了不到半小时，这事的来龙去脉让伯母知道了（后来得知是祖母挑拨的），她端着那碗饺子，率领她的两个女儿和上高中的儿子气汹汹地闯进我家，说：谁稀罕你这碗烂饺子，你没的吃活该。接着揪住母亲便打，她的儿女则摔砸我家东西，两个弟弟吓得直哭，弄得一片狼藉……

因为穷，父亲的脾气变得日益暴躁起来，连一向温和老实的母亲也受到感染，两人时常因琐事争吵，争吵后便拿我和弟弟出气。那时因年纪小，我无法理解父母的心情。如果我做错了事挨打，我会咬牙忍受着，从不哭。而事实是我常被屈打。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次。一次是父亲放在小木床上的一元钞票不见了，父亲疑为我偷了，不问青红皂白抓住我便打，直打得我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母亲从外面回来发现后，说钱是她收了父亲才放过我，但他并没有愧疚的表示。父亲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他信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封建道德，认为父母打自己的孩子乃天经地义，错打也无须道谦，我委屈的哭了整整一下午。一次是母亲在院子里用木叉翻晒豆秸，我和两个弟弟在一边玩，不知怎么小弟突然哭了起来。母亲以为是我欺负他，撵过来照我小腿就抡了一叉，那种钻心的痛我到老也难忘。当时我直接蒙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我明白过来，我再也忍不住，拔腿象疯了一样没命地向田野跑，边跑边嚎啕大哭。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比同龄的孩子这么不幸，我想在疯跑中要能遇到一口井，我会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去。母亲大概已弄明白是打错了，带着哭腔边喊边追，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跑，一直跑到天边为止。后来，我被正在田里干活的堂叔抓住了。

因为天天挨打，我对这个家彻底绝望了，不时寻找机会离家出走，但因年纪小，跑出去后不知怎样生存，每次走投无路时只好故意让家人找到。我曾揣着三毛钱跑到离家三十里的城里，靠七根油条度过了三天三夜，夜间就蜷睡在楼旮旯里。还曾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跑到十几里外的田野，在一个包谷秆垛里藏了四天，靠从红薯地里拣冰冻的薯根充饥。

因为天天挨打，村里的一些好事者给我起了个外号，叫“一天三脚两耳刮子”，这个外号使我在学校蒙受了更多屈辱。那时我们读书不出村，三间屋通开当教室，一个老师教到底，有点像私塾。我的老师不只是个势力眼，而且是村里除我祖母外没人敢惹的泼妇。她一直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虽慑于祖母的威风不敢直接欺负我，但她却常常唆使同学欺负我，或者找借口到我父亲面前告状，我父亲总是当着她的面打我，而她却抄起手看，连劝都不劝。她培养了几个打手一样的班干部，女的专会拧人，老师让拧谁就拧谁，我的胳膊常被拧得伤痕累累。男的更会变着花样欺负人。有一次上晚自习，一个男班干部将一块在煤油灯上烧热的玻璃片扔到我脖颈里，痛得我大叫不止，紧抖慢抖，还是被烫起两个水泡。

夏天炎热的午后，老师常找碴让我到太阳下暴晒，直到晒的满脸赤红才让我进教室。而在寒冷的冬天，她又常让我到教室后面一尺厚的冰上一站就是一节课。我们的教室在村子最西北角，教室后面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和呼啸的北风，因此那时候我三天两头不是感冒发烧，就是头痛肚子痛……因为怕受欺负，我常逃学，因为逃学，又常挨打，我童年的时光就这样在恐惧、怀疑和仇恨中恶性循环着。一至三年级，我学习成绩一直保持着班上前五名，到四年级便一路下滑到了中游偏下。我养成了孤僻、冷漠、警觉的性格，我不相信任何人，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尽量使自己不受或少受伤害。从内心讲，我并不想丑化我的老师，我知道我说出这些事会给教师这一光荣的称号带来污点，而且我父亲也是一名教师。但历史无法抹煞，任何群体都有好人坏人，我不会因为自己遇到一个不好的老师而怀疑整个教师队伍。我只是尽量客观公正地回顾我走过的路，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我更不想丑化我的同学，毕竟我们当时都还是孩子，怎能分得清好歹呢？

因为穷，中学毕业后我没再继续上学，跟父亲要了一百块钱做起了贩卖棉花的生意。这种生意一般是头天到处收购籽棉，晚上拿到轧花的地方脱成皮棉，次日凌晨四点用自行车载到七十里外的胶县城（现在的胶州市）去卖。因为不知道去胶县的路，第一次我跟别人一道，此后便一直自己跑。为了省路，去胶县城全部走野地小路，我的胆子就是在那时练大的。生意做了不到三个月，我经历了好几次危险。其中一次是因天太黑，我没留神从一条大河坝上连人带自行车翻入十几米深的河底，幸亏河水不多且结了冰，我的大腿被什么豁了一条十多厘米长的口子，血把毛裤都浸湿了。我用棉花擦了一下，用围巾把伤口扎住。然后将自行车上的棉花先卸下来，背到坝上，再将自行车扛上去，重新装车上路。还有一次是因事情担搁，晚上十点多才从胶县返家，当行至荒郊野外一片树林边时，不幸遇上两个劫匪，不仅抢走了我的钱和棉花，还把我揍了一顿。因为这事，父母就不许我再干了。那一年，我刚满十六岁。

但我一刻也不愿意呆在家里，也不愿让父母给我找工作，总是千方百计自己谋出路，而且走得越远越好。先是托朋友介绍去了棉油加工厂，因挣钱太少，四个月后又跟人去了潍坊一个建筑队当小工，半年后……总之那时我一连三年没有固定的工作，老是跳来跳去的。直到二十岁那年，我才找到一条长期远离家乡的路，去数千公里外的云南边疆当了兵，一去，就是整整十五年。

部队是个锻炼人的大熔炉，大学校。在那里，我实现了生命旅程中最重要的转折，不仅学到了本事，混出了人样，而且人生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有了磨难的切身体验，我变得富于爱心；因不断的成长进步，我变得乐观向上；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我变得更加坚强！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伤痛，也是一种收获。磨难，也是一笔财富。

因此，我感谢部队，感谢生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