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见时难别亦难，

屈指三十二年前。

苦瓜别宴烛有泪，

黄伯德高忆当年。

谨以此文，献给我们心目中敬仰的老红军，我们的好伯伯黄良诚！献给他的女儿，我们的好同学，好姐妹黄建及爱人任小平。　——题记　

端午节的前夜，我们小学同学又济济一堂地相聚在鑫顺大酒店了。这次的聚会意义不菲，是欢迎在《北京船舶工业总公司》工作了30多年的黄建同学及她的爱人退休来大连定居的。

要说相见相聚难，也是真难。那难，不但是距离的问题，而是我们各自工作的束缚，没有特殊的公差顺路，有时三五年也不能见上一面，聚上一次。所以我们经常在酒局的中间给这位远方的同学通电话：问好的，简介场面的，报菜名的，还有拿着酒，在电话里干着杯的……讲着讲着她在那边就激动起来，发誓一定要在大连买房，一定要在这朝思暮想的家乡大海边安度晚年。　

今天的酒局就是她实现愿望的时候了，她买的房子就可以隔窗相望大海。我们大家都为之庆贺，何况还带来了他的爱人，我们大连的女婿那？所以还都没落座大家那个热情就高了八丈了，那个亲啊，恨不能将她们死死绑在一起不撒手。

今天的菜点得也好丰盛，都是北京人难吃到的最新小海鲜品。三米的大桌面，大盘子就摆了三层，给我们这位部级领导乐得啊，又露出了藏不住的小姑娘时甜美的笑来。她的笑在小时就使我痴迷，因为那一对酒窝在那白皙秀美的脸上绽放开来，好看极了，她就是我们同学心目中的一位高贵迷人的白雪公主呀！

酒局在一片欢迎声中，一片祝福声中拉开了序幕。

不经意间那转桌将一盘翡翠般色彩的清炒苦瓜送到了我的面前，我的眼睛顿时一亮，心中一颤，那脑海就将回忆的大门拉开——哦！苦瓜！苦瓜的故事啊！

我激动起来，我提高了嗓音压下了喧嚣，我卖关子似地说：“大家静一静，听我来讲一下这苦瓜的故事吧！”同学们立刻洗耳过来。我和秋莎、克刚交流了一下眼色，他俩意会地笑了。

我接着说：“咱班同学谁也没有我们四个人最早吃过苦瓜了，那是在32年前，也就是在黄建全家调到北京定居的1977年，是她的爸爸老红军黄良诚伯伯，亲自下橱为我们做了一顿送别大餐，其中有红烧大虾，清炖小鸡，那个‘三两油’（当时是每人每月的供应量）的时代，大家都经历过的，那大虾和鸡都是高干特供，最最特别的就是那道清炒苦瓜了，我们北方人真还是第一次见过那……”同学们就纳闷地追根问底。

黄建对大家说：“‘小不点儿’（我的外号）你脑子就是快，那几道菜都能记得那么清楚，是不是就长着吃的精神头啊，我在自己的家里，我怎么都记不太清了那？”

我赶紧反驳，又找来克刚帮腔：“对！这也是我记忆最最深刻的事了，你的爸爸是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老红军啊！他亲自下橱，为咱们小孩子做菜，现在想想真是太感动了。你爸爸没有一点的高官架子，乐呵呵地只是对我们笑，劝我们品尝那苦瓜，我到现在也没忘记。”

我抢过话来说：“我还记得你爸爸说，这苦瓜，是从大连农科院科栽培的几棵很稀有的实验品种里要来的。我当时想这样稀有名贵，又鲜翠欲滴的东西一定好吃了，就夹了一大块来吃……哇！这是什么味儿啊，要苦死人了呀！我想吐也不好意思，就只有皱着眉头嚼，岂不知是越嚼越苦，由苦变麻，最后却惊人地出现了甘的味道来了。我记得你爸爸当时就笑，说南方人认这东西，它又叫凉瓜，夏天吃可清热祛火对身体有好处。说你们小时要学会多‘吃苦’，将来才能做对社会有用的人……”说到这我望了黄建一眼，看到她默默地在小口地喝着啤酒。我下意识地打住了讲话，我知道她是回忆起爸爸的生前，她一定有心里的痛。

这时黄建的爱人任小平（北京总参部）来到我的身旁提示我，说他的岳父大人那可真是个了不起的老革命，他平易近人，为人谦和了一辈子，真值得大家怀念。你们小学同学在一起这样的好，又有这样的难得经历，你又会写文章，应该将这段事写给后人看，留个永久的纪念嘛？！

他这一提示，我就真得动了心。以后的酒欢我也没太投入，脑海就总是溜号，那一幕幕往事就总萦绕着我的心房。那晚我失眠了，半夜我起来开始翻找那次小聚留的影，又翻出了由黄建哥哥黄胜（现任哈尔滨工程大学常务副校长）在2001年8月，撰写的一部回忆录《峥嵘岁月　革命生涯——记我的父亲黄良诚》。　

我又一次翻阅了这本书，看着封面上小个子的黄伯伯一身红军时期的冬装，头戴一顶棉军帽，腰间扎着宽宽的皮带，打着绑腿，一双圆口的黑布鞋。他那典型南方小男人的娃娃脸（福建上杭县.蓝溪镇.歧滩村人）也就20多岁的样子，可五官俊秀，眉宇里凝结着一种说不出的厚重来，那眼神充满了责任和岂盼的冷凝目光，叫人敬重。

是啊，黄伯伯有着传奇的一生，他1931年不满14岁就参加红军一0一团做通讯员，到1934年担任八军团电台报务主任，同年10月17日随团开始长征。在渡湘江的战斗中遭到敌机轰炸喉部和右肩多处受伤，左手掌被打穿……他突破乌江、四渡赤水，1935年跟随董振堂军长抢渡金沙江……他过大渡河、夺泸定桥、两次过雪山草地……他是红军从瑞金出发时68859人，抵达陕北仅存的6000人之一。他有太多经历和事迹这里罗列不起，可他在1959年著写了一本革命回忆录《忆长征》，先后发行30万册，我们几个好朋友都争相传诵过，而我们对黄伯伯的崇拜和敬仰也是和那本书分不开的。　

黄伯伯1947年5月起调入大连工作，曾任诸多重要职务。我们所记忆最深的就是他1964年后任大连造船厂党委书记兼厂长，　因为那时我三年级就和黄建疯玩到了一起。别看她是高干家庭，但身上没有一点点傲慢的性情。她学习好，品质好，人很随和，经常将家中好吃好用的东西，拿给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玩乐分享。我们就象姐妹一样的相亲相爱，好得恨不能形影不离。

我们小时候几乎就没见到过黄伯伯，认识他的脸也就是家里挂的几张珍贵的老照片。但从她女儿嘴里可以听出，爸爸是很疼爱他的人，因为他是爸爸最小的女儿，也是他最后一个孩子。记得到她家学习时，我惊奇那一栋二层的小楼，惊奇那警卫员和保姆阿姨，还有那大大的会客厅，厅里摆放的大沙发。我一屁股坐下就吓了一跳，可接着就瞅阿姨看不到时，在那沙发上翻起了跟头。那卫生间里大大的浴缸，就是我们戏水的地方，装满了水，我就可以憋着气在里面“扎猛子”了……　

文革期间，黄伯伯也没逃脱那场浩劫，他也被“群众专政”了。他的家里家外被贴了好多诽谤的“大字报”，好像家里人的行踪也要受到监视，我们就再也不敢去她家玩了，只好把她找出来玩儿。而我和好多同学的家也都先后被抄，父母被“专政”蹲“牛棚”。那时我的心情压抑到了头。学习好和表现再好也加入不了“红卫兵”，也因政审不过关入不了团。我和很多同学随着家里走了“五·七”道路去了农村。而我们的想念只有让鸿雁来传书了。

1975年“文革”结束了，黄伯伯被调到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在407厂蹲点，两年后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政治部负责人。1977年，他们决定到北京定居。黄建就找了我、秋莎和克刚在一起吃了那顿有苦瓜的难忘的送行宴。

那是7月吧，那自然的天空和政治的天空仿佛都有了生机和热烈。太阳是热辣辣的，我们也都看到了政治的春天，和科学的春天在向我们招手。那心里明亮的阳光，将我们24岁的年华度上了一层金。我从农村首批回城已经两年了，秋莎被工厂推荐去读职工大学，克刚已是市电影公司很资深的美工师傅了，而黄建已经当了兵。我们就象一群放飞的信鸽，各自寻找着光明前途，向最最爱恋的目标飞翔着！

那时她家住在中山区望海街（落实政策后给的临时房）。房子不大，是个筒子套间，收拾得倒挺干净。我的鼻子最尖，还没进门就闻到炖鸡的味儿来，那个没油水的年代对食物的热衷，已经胜过了对美人的热衷了。我们欣喜若狂地问黄伯伯好，他就慈爱地拍拍我的头说，你就是“小不点”啊，现在不小了啊？我就大咧咧地说，我这不是长大了吗？然后就去死死地抱住那个一身军装的姐妹老同学，就差亲吻了。嫉妒的克刚直说，行啦，行啦！

我去了厨房想帮个厨，可伯伯怎么也不用。就见他扎个小围裙，乐呵呵地里外忙乎着。他说我们很难得见一面的，这次一走就更是不好说了。我听了也就不再争辩，回到房间就逼着将黄建的一套军装扒了下来，自己套上，又戴上军帽，摆了无数个豪情满怀的姿势让我们的小摄影家克刚立即拍照。接着我们又照了几张合影。　

现在我就在看自己这张风华正茂，一身戎装的“军人”的相片……

啊！那是青涩幸福脸，那是阳光灿烂的笑脸。还有那合影，我们四个人都坐在一个大沙发上，黄伯伯逗着我们微笑，那浪漫的靓丽的青春就定格了在那永恒的瞬间了。

32年啊，弹指一回间，那此首次相约，也是最后分别的一顿家宴啊，它便成了我们和黄伯伯——这位老一代革命家的最后一次见面。五年后，他在北京病逝。病逝前，他还在闽、沪、浙、赣等地区的多个船厂、多个机械厂，镇江船舶学院做调研，6月7日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哮喘病复发在海军总医院抢救无效，那年黄伯伯才64岁。　

那天，我们《大连日报》刊登了《讣告》！我看着看着就泪眼朦胧了。我们赶紧地给黄建去信，表示我们深深的哀悼，和最最真切的问候！

我现在就在看这本《回忆录》，我从那满书的丰功伟绩中，从那好多传真的老照片中，看到了中国老一代革命家那锃锃的铁骨，刚强的脊梁。他们就是那春蚕的吐丝，他们就是那蜡烛的红泪，他们将一生的大爱都给了人类最最崇高和向往的共产主义事业。

我在翻着历史，在咀嚼着岁月的滋味，就象和蔼可亲的黄伯伯又向我们走来，又和我们一起咀嚼着那苦瓜的味道。

“相见时难别亦难”，可亲可敬的黄伯伯呵，今生我们再也见不到您了，愿您在“天堂”幸福、快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