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漳水洋洋

如果说洹水是安阳的母亲河，滋润了华夏有最早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明——殷商王朝，那么在古老的安阳境内（在今安阳北18公里处），还有一条河流，同样滋润了安阳古都的千千万万个日日夜夜，承载着安阳古都的荣辱兴衰。这条古老的河流，不但见证了洹河两岸殷商王朝兴衰之全过程，而且前承三皇五帝之美丽传说，后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126年之后续王朝，造就了安阳历史上的又一次辉煌，　她，就是漳河。如果我们把洹河两岸的殷墟看成安阳古都（特别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那么，在古老漳河两岸的南北邺城，还有那坐落在漳河南岸（今安阳内黄县）4000多年前的二帝（颛顼、帝喾）陵和中宗陵，作为安阳古都不可或缺的又一组成部分，有始有终地把安阳古都推向历史的前沿，撰写了一部激情豪迈却又凄苍悲苦的安阳古都前奏曲和续集，油然地彰显着古都安阳殷墟文化之外的另类历史文明（邺城文化，亦称之为邺墟文化）。

漳河，作为卫河支流，源出晋东南山地，以其流经于太行山区的清漳河与流经于山西黄土地区的浊漳河之两源，在河北省西南边境的合漳村汇合后雄浑而东，数万年的流淌，生生不息。当其沿今天河北、河南两省边界蜿蜒穿行急湍而东拍涯击浪至馆陶入卫河的时候，中华民族远古悠悠的“三皇”“五帝”之古史传说，到战国时期逐渐在漳河两岸广泛流传，继而载入史册。据《周礼》、《吕氏春秋》、《庄子》、《管子》、《楚辞》等史料记载，战国早中期先有“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说，到战国末期方有“三皇”（燧人、伏羲、神农）一词（如《楚辞》中的西皇、东皇、上皇等），至汉代才基本形成“三皇五帝”之理论（三皇五帝各有五种说法）。　我们今天不管采用哪种说法，至少有一条，那就是三皇五帝都是中国在夏朝以前出现在神话传说中的“帝王”。他们也许是部落首领，由于实力强大而成为部落联盟的领导者，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5万年至公元前2225年之间。太史公在《史记·五帝本纪》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也就是说，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把五帝置为《本纪》书首，而把三皇置于《秦始皇本纪》中，也是在众多的传说中“择其言尤雅者”罢了。因此，今天我们世人大都按照太史公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天皇、地皇、泰皇”为三皇，《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而称之为“三皇”“五帝”的一种基本说法沿用至今。又因为传说“五帝”中的颛顼、帝喾二帝就生活在古老的漳水南岸（卫河之滨），建都创业，繁衍生息并传承了伟大古老的华夏文明，所以才有今天安阳内黄县境内二帝陵的历史“遗址”，安阳古都的历史传承也就此拉开序幕。

大约在4000多年前，在今天漳河以南的安阳内黄县境内，远古时代“五帝”中的颛顼、帝喾两位帝王，先后在帝丘（内黄东南）建都。太史公《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颛顼高阳氏，为五帝中的第二个帝王，“……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自幼才智超人，15岁佐帝政，20岁即帝位，在位78年，享年98岁。传说颛顼为帝时，做了四件大事，即：交识夏、夷众多部落而结成联盟，促进了民族团结；败共工氏于濮阳，使汉民族在黄河流域得以定居；改革原始宗教，使上古社会趋向安定；制定了中国最早的历法，即《颛顼历》。帝喾高辛氏，则是“五帝”中的第三个帝王，他15岁佐帝政于颛顼，30岁即帝位，在位70余载，享年105岁。《史记》称之为“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所以，在他的统治下，“明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也是一位早期先民们崇拜的贤明帝王。现在安阳市内黄县三杨庄村西三里许，尚有颛顼、帝喾二帝陵。望着这催人感叹引人深思的远古帝陵，我无法评价二位帝王的真实与否，更不想去探讨其是否真的在那遥远的时代就能如此健康长寿，但有一点可以定论，那就是远古时代，当我华夏民族的先民们还不能应对各种自然灾害与疾病对生活与生命侵蚀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对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生活美好健康长寿的期盼与向往。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思考，我们是否可以说“三皇”“五帝”也许就是远古先民们期盼平安幸福的一种社会图腾呢？若进一步思考，4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早已经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张扬汉民族文化崇尚信仰，并且滋生了朦胧的自然科学意识来发展生产，消灾避难，促进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从而明月所照风雨所至而天下服从，这也必定是我远古祖先们为我华夏子民彰显的民族精神和立国之基，当为我们今天世人叹服，这也正是我民族欣慰之故也。安阳作为华夏早期古都也因二帝远古之芬芳而更加显得苍俊浑厚，令今之世人剪不断幽思之际，自当前效古人忧乐天下，后为来者恩惠苍生。

逝者数千年，一杯黄土，无以佐证当年风范，内黄县境内的二帝陵，也只能作为当今世人的一情感寄托与凭吊，让活着的人们添加一份念想。然而不甘寂寞的漳河，并不会因为无以佐证的历史而滞流干涸。当洹河两岸还处在荒芜年代之时，殷商王朝早已在古老的漳河南岸驻足，虽然如《尚书序》孔颖达疏云：“契至成汤，十四世凡八迁国都者。”并据王国维《观堂林集》卷十二《说自契至成汤八迁》考证：“契始封于商……汤始居亳……”又据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载：“…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自商中宗（公元前约1621年）建都于亳（今内黄亳城），至河亶甲（公元前约1534年）居“相”（今内黄亳城），其间太戊（中宗）、河亶甲、祖乙三帝在亳建都凡76年。秋风拂处，明月西斜，早已被尘封的今天内黄县亳城东二里许的次范村的中宗陵，还能诉说当年风采么？如果我们别开争议，当年“亳”“相”之地当为今之安阳内黄县之亳城，那么这早于盘庚迁殷（公元前1300年）230多年的历史故都，当年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是否也会在一个什么特定的历史时期，也会像安阳小屯村一样，突然从内黄亳城的地底下冒出一个让世人惊喜的天大奇迹！但愿不是一种奢侈的痴人说梦，今天我们不管是二帝陵，还是中宗陵，只当是世人心目中的一段优美的“信史”，让我们的子孙以及无穷无尽的子孙们去延伸这永远美丽的传说，让品今吊古的游人们幽然感叹，把酒吟诗而晓风夜月罢了。

漳河悠悠，千年流淌不息，汩汩东去之长咏，也许会把远古神奇的传说抛在脑后，不再追忆。然而作为漳河的骄傲与伤痛，她永远不会忘却一个曾经辉煌且耀眼的名字，那就是喝漳河之水而生溺漳河之水而亡、享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称的古都邺城。如果说漳河南岸的远古帝陵所彰显的是生生不息战天斗地的创业精神，那么漳河两岸邺城古都所彰显的则是争雄四海，欲霸天下，建功立业的王者风范，彰显的是武力征伐，草菅人命，淫欲苍生的灰色魂灵。

邺城西倚太行，北临漳河，南近洹水、淇水，是古代从山东至关西，从中原通幽燕的必经之道。扼河北之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古就有“天下之腰膂”之美称，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处没有被当今现代城市覆盖而长埋于庄稼田野地底下的古都遗址。　邺城遗址在今安阳市北18公里处的漳河岸畔（1993年划归河北省临漳县，归辖河北邯郸市），作为古都遗址，她是安阳古都文化（殷墟、邺墟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安阳古都自公元前11世纪殷商王朝灭亡之后，直到1500年前，这里再度崛起，又一次成为中国腹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东汉末年起，历经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先后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6个王朝在这里建都，长达126年的古都王城，在无限的荣光和惆怅中见证了历史的群雄逐鹿，撰写了建功立业的篇章，诉说了毁灭文明的罪恶，叹息着战火焚毁的废墟在漳水底下不见天日的沉沦。

据史料载，邺城与安阳本为战国时期的两个地域城市，安阳在邺城之南。邺城初建于春秋时期（公元前685年），相传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所筑，当时只为一军事重镇，因争霸群雄，逐鹿中原而建　。自韩赵魏三家分晋后，于公元前439年，魏文侯封邺，把邺城当作魏都开封（大梁）的陪都，主观上为了争霸诸侯，客观上成就了西门豹、史起先后治邺的青史佳话，也写下了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壮丽篇章。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十一年），大将王翦攻克邺城，从此扼关守隘，修城筑墙，使古邺城真正意义上成为北通幽燕，南下新郑洛阳之咽喉，政治军事地位日显重要。西晋建兴二年（314年），邺城因避西晋愍帝司马邺讳易名临漳（因地临漳河而得名），这是今日河北临漳县为县名之始（实为一纸空文，就在同月，石勒克邺城，其义子石虎为魏郡太守镇邺）。公元401年，北魏在邺城立相州，取河澶甲居相为名，是为相州名称之始，此时邺城又归属相州治理。邺城南面的安阳，本为殷商之地，在长期的中原逐鹿中，也是属国交替，殷商王朝覆亡后属卫国，后为魏国都畿之地，之后又归属赵国，称宁新中或新中。然而宁新中之好景不长，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五十年），秦将王龁攻克宁新中，改名“安阳”（因在淇水之北，故名安阳），从此，安阳之名见于史册，邺城与安阳两城由此南北相望，互为掎角。

邺城苍苍白露微,世事翻覆黄云飞。自春秋战国以来，邺城因长期的军阀混战，无可奈何地在营建与破坏中轮回。古邺城遗址由北、南两城相连，称邺北城（曹魏时建）和邺南城（东魏时建），滔滔而东的漳河横贯其间。不幸的是　邺城也像当年项羽之焚阿房宫、董卓之烧洛阳古都一样，这座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有三千年建城历史且以中轴布局、结构严谨的古城，于公元580年（北周大象二年），被北周篡权的外戚杨坚（隋文帝）付之一炬，化为灰烬，一时间青山含泪，瓦砾悲鸣。至今漳河水底，残留一截墙基，任鱼儿游来嬉去，只不知是否已经忘记昨日忧伤。至少地表上仅存些许残缺不全的城垣败柳以及高出地面的金凤、铜雀残台，早已一堆荒土，鼠狼出没，哭泣西风，随同曾经不可一世的王者霸气和富贵荣华付之漳水。王城无以唱晚，要津不再为荣，作为千年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聚集地的相州、魏郡、邺县治所及邺民全部南迁毗邻之安阳。自此安阳遂称相州，亦称邺郡。而作为六朝古都的邺城，在滚滚漳河的吞噬中，永远长埋于庄稼地下，诉说黄泉。更有可悲者，风雨过后的邺城子孙居然不知此地当为六朝故地，王者都城。历史在安阳殷墟的叹息中又一次为安阳塑造了一座毁灭文明的丰碑——邺墟！记得唐朝诗人孟郊在《朝发邺经古城》诗中云：“微月东南明，双牛耕古城。但耕古城地，不知古城名。”这不正是对邺墟文明毁灭而伤筋动骨的讽刺么？难怪李商隐也有“　绕树无依月正高,邺城新泪溅云袍”之哀叹。

一座古都，两处废墟，彰显着中华古国文明的痛楚与沉思，要是历史能够如果，我们今天的世人还会这样不自然的去炫耀自己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吗？轻抚失去荣光的残垣断瓦，泣血战争伟力给华夏文明带来的毁灭，我们在惋惜之余，还能寻找一点值得我们回味的眷念么？如果说已经发掘的殷墟给我们今天世人真实地应证了中华远古文明，把方块字、太极图和青铜文化栩栩如生的展示在世界面前，那么作为“三国故地，六朝古都”的邺墟，曾经沧海，数百年风骚，给我们后人留下的历史文化底蕴将会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姑且把非人性的毁灭弃置一边，把目光投注在阳光的一面，至少“九品中正制”、屯田制与建安文学曾经为邺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激起过千万朵绚丽的浪花，当为今之世人思之。

曹操平定北方之时，克袁绍之冀、青、幽、并四州，占据邺城且意下为都（204年），不料赤壁败北，东风只与周郎，天下归一之雄心壮志付之东流。当三国鼎立之局面已成定势，操于是精心经营北方，徐图一统，并开始扩城建台（在漳水之北建邺北城，相继建成铜雀、金凤、冰井三台），加固美化邺城。公元220年，曹操去世之后，曹丕为了达到真正废除汉献帝而自立的政治目的,千方百计拉拢士族而赢得政治上的主动,极力罗致衣冠士族、德充才盛者于自己周围，以达到加强中央集权之目的，于延康元年　(220年)采纳了吏部尚书陈群建议,实行九品中正的人才选拔制度。《通典·选举典》云：“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部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品。”也就是说，州郡县之中正，均由在朝廷任职的本地人担任，即以本地的士族世家为主，此其一也。其二，担任中正职务的另一条件是德充才盛，评议人物的标准必须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正如梁朝史学家沈约所说：“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胄高卑”，因而这一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即为曹丕以魏代汉网罗“衣冠士族”之政治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作为以服务“衣冠士族”为宗旨和标准的人才选拔制度，形式上看一方面是为纠正东汉以来察举制主观性太强的弊端,另一方面　,却是与当时各级官学和开馆授徒的私学全面衰落　,士族家学却一枝独秀状况相适应而应运而生的，因而客观上却完全适应了汉魏之时豪门世族之政治需要。

其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德才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刘毅传》）的局面，因而这一人才选拔制度已经完全成为社会毒瘤，严重桎梏着封建社会的正常健康向前发展，最终导致了中国人才选拔政治制度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我们知道，历史本身就是在击浊扬清的循环中向前发展的，而每一种社会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一定会出现某个历史时期的先进性与落后发性，有益与危害的脱变期。正因为九品中正制初期的可行性与中后期的腐败，才促使隋唐时期据此而产生真正意义上唯才取士、进而影响中国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但科举制度的产生与消亡也证实了这一制度开始的先进性与最后的腐败性前后相承。九品中正制作为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发展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　,是由东汉以来的察举制过渡到隋唐科举制的一个必经环节。从这一角度来说，作为承前启后的人才察举制度，无论其在曹魏以后的形成与退隐过程中，其积极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九品中正制度之所以能够初步形成于邺，曹魏政权之所以能够初建于邺，曹丕之所以敢于否定曹操“唯才是举”之用人制度，敢于不从先父“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废帝自立，其实正是因为依托于其父“唯才是举”的人才察举制度和“屯田畜粮”的经济制度才赢得了当时中国北方经济繁荣和政治上的统一，才从真正意义上为他奠定了登基称帝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也正是曹操苦心经营数十年的真正目的。曹丕十分清楚，对先父事业的继承与否定，是不同时期政治斗争的需要，更是为“人臣”与为“人君”之必然选择。如若曹氏根基不牢，国资不富，中原动荡，代汉之机尚不成熟之时，曹丕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纳陈群之策而否定“唯才是举”，最终取帝自立的。曹操横扫中原、灭绍据邺之时，董卓乱朝，洛阳被毁，举目废墟，文武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也正是在这军阀混战满目苍凉的年代，才给曹操提供了乱世英雄的机遇，才会欣然采纳谋士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的战略性建议（初平三年，即公元192），也才会有曹魏家天下的政治局面的形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九品中正制表面上是对“唯才是举”的否定，而实质上是在其外延上一种极致的弘扬。

如果我们暂且别开其惨淡经营的政治目的，只从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大局来看，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之举，不但结束了中国北方长期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而且迅速恢复并发展了北方经济，促进了社会富庶经济繁荣，为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财富，更为后来东晋南下开发江南带去了不可或缺的科学技术和人才资源，当为历史文明与进步之福。建安元年八月，操挟帝于许（今河南许昌东），募民屯田，并令各州郡（包括邺）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其实曹操的真正目的是：“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虽然此乃其克天下，统江山之主观愿望，然则客观上，极大限度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为曹操集团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更为其在军事上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了逐步达到建都邺城的政治目的，曹操在屯田的同时，努力扩大以邺为中心的王畿之地，空前提高邺城所在魏郡的政治地位，并采取各种措施，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检括户籍、充实编户、兴修水利（修复和改建了西门豹、史起的引漳灌溉工程）等办法，尽可能地发展邺都水运交通，“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运”，引漳水通漕，北可达河北平原北端，南由黄河直抵江淮，一时间，邺城成为黄河下游大平原上水运交通的枢纽，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逐渐繁荣。493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移都洛阳时，其谋士崔光曾力劝孝文帝移都邺城，他认为：“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旧迹，可以富饶。”也正如左思《魏都赋》云：“磴流十二，同湖异口。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澍粳稌，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画畴，蕃庐错列。畺芋充茂，桃李荫翳。”其富庶如此，难怪曹操决意立都城于此。于是一座永远胜过郑庄公时代数百倍的“北邺城”在曹操政治家的谋略中逐渐建成，一个原本瘦弱不堪的古都在曹操的经营中如处子临风，美丽动人。

公元196-220年，邺城已经事实上成为了曹魏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作为古都邺城标志建筑的金凤、铜雀、冰井三台，因铜雀居中而以二桥与金凤、冰井相连，故有“铜雀春深锁二乔（桥）”之美丽传说。铜雀台虽为军事要地，一方面彰显着军事上的威严和王者霸气，另一方面则是曹操与文人骚客姬妾宫女宴饮赋诗歌舞欢娱之所。或许因为赤壁败迹之故而致使曹操心仪已久的二乔不曾流芳三台，倒是让曹操用重金从南匈奴赎回的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占尽春色。在把酒临风，举杯问月的春夜，铜雀台上笙歌九宵，丝竹同发，“戎羯逼我兮为室家，将我行兮向天涯。云山万重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蔡文姬为谢曹操搭救之恩，临台即兴演奏《胡笳十八拍》，以其千古绝唱而控诉其双重之屈辱，以泪洗面的少妇情感把铜雀台推上了感召正义的舞台，随其心意流淌如泣如诉的韵律和节奏，我们仿佛看见一个行走在一条屈辱与痛苦铺成的漫漫长路上泣诉的孤魂。也许这时候，我们也会自然想起陈思王曹植“援笔立就”的那篇旷远清丽《登台赋》来：“　从明后而嬉游兮，聊登台以娱情……临漳川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　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这不正与文姬归汉之情交相辉映么？只是当时还不曾感悟到后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之悲愤罢了。

其实铜雀台上，并非只有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掌故让我们怦然心动，因为真正在这里留给世人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远非《登台赋》中所言“　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　虽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建安时期（196年操迎献帝于许，改兴平为建安元年），虽然东汉王朝早已处在大分裂、大动荡的黑暗之中，而在文学创作上却放射出异常绚丽的光彩。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据邺城稳定北方后，倡导“尚刑名”，“尚通脱”，善属文而爱文士。许多文人雅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入海，相继奔往邺城，归附曹氏。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领袖，以“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代表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以其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中国古代封建文人之人生价值观，战时随军逐鹿群雄，归来登台邀月，吟诗作赋，歌功颂德，写征战之苦，述离乱之情，在这集军政要务与文化娱乐于一体的远古楼台，在长矛大刀的森严壁垒中，成就了享誉盛名的“中原文化之阶”，开创并繁荣了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建安文学”，其时“俊才云蒸，作家辈出”，他们以特有的现实主义文风，形成了慷慨激昂、雄健悲壮、高歌一统、青史留名的引领中国文学新潮而震古烁今的建安风骨，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文学创作。

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就是对建安风骨的高度概括。如果我们细心品味，一定会领悟到其健康向上摧人奋发为主流的文学内涵。

作为乱世文学，以建功立业、报国忧民的时代精神为载体，抒一统河山之情，发怀才不遇之感，这是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这是曹操一统山河横搠赋诗之自信；“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登楼赋》），这是王粲屈身麦城，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之忿闷。“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则寄托了曹植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建安文学把政治与文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始终以积极的人生态度抒发情怀，实为乱世文学一鲜明特色。

当此之时，邺下文人自觉继承并发展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之法，以白描的写实手法，真实描写政治生活事件，抒发整治社会、统一疆土的胸怀和抱负，这便是建安文学的精髓。曹操“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整治国家、统一疆土的胸怀和抱负溢于言表，陈琳“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饮马长城窟行》）之思妇想念从军丈夫之真情，阮籍“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驾出北郭门行》之后母虐待继子的细节描写等，用诗歌形式来深刻反映现实的真实，无不给人以去恶扬善、风静河清的治理欲望，因而被后人称之为“汉末实录”（锺惺《古诗归》。

战时随军，闲时为文，在军旅生活中不断研究、丰富和发展古代文学体裁，这是邺下文人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一是建安七子多写五言诗，使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二是以普通的日常生活和政治事件为题材的抒情小赋进一步冲淡两汉大赋之浮夸铺陈的贵族性质，奠定了以抒情小赋为特色的现实主义文学根基；三是把散文引领到句式整齐对称的骈体文，为散文骈化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今天当我们再读《登楼赋》的时候，定当为其“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邱。华实蔽野，黍稷盈畴”的整齐对称而又变化的句式赞叹不已。

逝者如斯，建安远矣。春风明月的夜晚，如果我们站在邺城这块被誉为“中原文化之阶”的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呼吸，在这座极富坐标意义的古城废墟上徘徊，人杰地灵之感油然而生。数千年漳河哺育而成的古都文化底蕴，把我们引领到“投巫凿渠”、“窃符救赵”、“文姬归汉”、“冲锋陷阵”、“快刀斩乱麻”之金戈铁马年代　，也仿佛看见北齐后主那“无愁天子”把邺城王都最后一缕阳光赠送给隋文帝时的苍凉和无奈。今天虽然古老的邺城已经被滔滔漳河吞噬而成为一片废墟，但以“纵”、“横”论天下的鬼谷子（王禅）军事文化教育理念所引领的古邺文化，在建安风骨的风雅颂中，始终伴随生生不息的漳河从春秋战国流淌到现在，流进世人那幽然思古的心田。

大河流日月，世事诉沧桑。夕阳落进太行山莽莽苍苍的时候，似乎还留有一抹黄昏回映着那依然屹立着的金虎台和铜雀台的夯土层遗迹。远远望去，这曾经记载过人类文明进程的邺城遗址，在漫漫黄土之中泣诉，点数着似乎仍还鲜活的历史云烟。千百年怒吼之后的漳河，在逐渐的平静中尾尾呻吟着那“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旋律，于哀伤中感叹昔日“　休矣美矣！惠泽远扬。　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　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

是啊，古都——邺墟——齐日月之辉光！漳水洋洋，流走的是远古洪荒的粗俗与愚昧，积淀的是华夏文明的浑厚与荣光。

2009年5月29日草成于养心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