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年关，又是母亲从厦门寄来过年的新衣，我一套,女儿一套。做过服装品检组长的妻子摇头发笑，衬衣经水就发皱，29寸腰围的西裤我已穿不下，茄克衣没穿多久就“长毛”。像母亲这样年近古稀的乡下人，买衣服决计想不到“才子”、“左丹奴”、“劲霸”之类，但到了年关，一看到她寄来的衣服，心里就温暖，仿佛明天就是爆竹震耳欲聋的正月初一。

童年的记忆,闽南的新年很扣题。压岁钱没一丝褶皱,碗筷要换新的,除夕夜要洗澡,连头都是新剃的。衣服那是自然,再穷的人家,即使大人没买,也要给孩子买一件,甭管布料、款式、做工如何,只要是新的,孩子心里就高兴。

正月初一的清晨,响了大半夜的鞭炮声渐渐止住。孩子们和年轻人就像服装模特一般,成群结对,穿着去年从没见过的新衣,踏着洒满炮花的小路去逛街、看戏、攻“炮城”。攻“炮城”属于年轻人,炮串缠成的“炮篮”用大竹竿悬得老高,看谁的手劲大,谁掷得准,用一串点着的小炮掷上去引燃“炮篮”。孩子们的乐趣,则是用脚跺熄那些掷不准掉在地上的残炮,然后捡起来藏在口袋里,带回去一颗一颗解开来燃放。

我还记得,那年我捡了一大串似乎已被踩熄的小炮放在口袋里,兴奋没两秒钟,新衣的口袋便开了花，尽管我想奋力抖掉----已经太迟，空气里散发着浓重的硝烟味，新衣的口袋被“炮烙”了。节日的炮声掩过伙伴们捧腹的笑声，但我的耳朵里，分明塞满他们的讪笑。闽南人的正月初一,嘴巴除了吃,就是吉利话,孩子玩得再野,父母也不忍出一句恶语。但那个年代,一年里最奢侈的时候就是过年,特别是过年的新衣，像我们有着八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给每个孩子买一套实在不容易，我的六个姐姐自己会攒点私房钱，譬如农忙之余，帮邻居采茶，割几担牧草去卖,或者采摘草药等药商来收购,即便父母给的钱不是太多,她们总可以靠这些补贴己用,我也会摘药商要的猪耳草和金银花,不过是姐姐们是成捆成堆,战果累累,我是寥寥几丛几捧,因为采摘的时候,我的心早已游荡在夏日的竹林里,象鼻甲虫又落到哪棵笋上,哪处水草藏着最凶猛的月鳢,到过年,一切希望只好寄期于父母重男轻女的偏见上。好不容易盼到过年，一件新衣就这样糟蹋了，才初一啊，明天穿什么去玩？也许真像母亲所说，信基督的放鞭炮得罪了上帝，上帝在惩罚我，懊悔又如何，怎么跟他们解释。早过午时，我忐忑不安地回家,姐姐们早已吃过午饭,又出去玩。父母要留在家里,接待不时来访的亲戚朋友。母亲端出放在锅里用热水保温的饭菜,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语,面对一年里最丰盛的菜肴,我一点胃口也没有,父亲想说什么终于没说出来,又从皮带下的小兜里掏出折了又折的钱来,叫母亲待我吃完饭再到街上给我买件新衣。

过年的新衣,眨眼温暖了我30年。

在电话里,告诉母亲,布料不错,尺寸刚好,挺合身.四岁的女儿,像我小时侯,只要是新的,穿上就不脱下来。母亲就夸耀自己,这又是一次如何重大的物美价廉的胜利。

是啊,母亲,只要穿着过年的新衣,在这南国霜风渐起的腊月,就会暖到我的心里。

厦门,十二年的漂泊,如今依然，小弟又做了父亲，母亲又要忙着照看孙子。远在故土的我,微薄的薪水只能仰视高耸的楼房。偶尔,我也从衣服的里兜里掏出几张,说:“妈,这钱你拿着,过年随便买点什么。”她总是推脱,无奈收下,又买了过年的新衣寄回。

从来没给父母买过衣服,总以为钱方便,好使,给老人一点,就觉得尽了孝心,现在才发现自己是多么愚蠢。养儿方知父母恩，百分百地承受这深厚的爱，我又能给以他们多少？

过年的新衣,我会穿着，每年。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穿着，山的那一边，那双牵挂的眼睛就释然了。

过年的新衣，那是属于我的衣服,那是质量最差最温暖的衣服,那是最不合身最合心的衣服.感谢上帝,我又能穿着她跨过生命的又一个年轮。

2009年春节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