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我的“仇富”心理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普遍存在的一种畸形的情节。对那些为富不仁、男盗女娼的“富人”们，虽然不屑一顾，但每天脑子里旋转着的却是像他们一样，发一笔不义之财，或者钻国家的空子，挖国家的墙角，好让自己率先“富裕”起来。

说实在的，我虽然每个月只有那么一点“死工资”，可比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来说，还是有天壤之别的。但孩子的读书将我的积蓄全部挖空，而遭受到的一场意外，更是让我的生活雪上加霜。但生活依然要继续，我没有自绝于人民的勇气，只好苟且偷身，隐身于茫茫人世间，当一天活尚撞一天钟——毕竟，孩子还在读书，母亲还健在，我有什么理由不担负起自己的职责。

最近发生的几件事，让我不得不有新的“愤怒”。可我们除了牢骚满腹之外，却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就像我遭受的这次意外一样，医保局总有那么多的“理由”让我无所适从。最后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甚至不惜打官司，拖了快一年，才总于报了出来。可我听医保局的口气，是对我的情况做的特殊处理，不然，按照相关的文件规定，他们是可以拒绝的。

5月7日发生的杭州胡斌飙车撞死人案，在网上受到了持续关注。飙车族在闹市区飙车，对无辜生命的冷漠，让很多人气愤不已。可在早期的凤凰卫视美女主持陈鲁豫曾经主持的一期节目中，曾专门采访了北京的飙车族，就把这帮漠视“游戏”规则的飙车族当明星来看待，甚至认为他们是在玩“酷”。

杭州胡斌飙车撞死人案曝光后，最先的交警说法却是时速“没有超过70码”，当大多数不相信时，才有专家的鉴定出来。可专家的鉴定照样留有余地，“速度在84码到101码之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不是很好的例证吗？

贵州习水曝光的“嫖宿幼女”案，照样让人摸不着边际。按照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奸淫幼女罪和嫖宿幼女罪是两个不同罪名，处罚幅度也有天壤之别。嫖宿幼女，嫖宿行为带有交易性质，嫖宿幼女罪是指行为人明知对方是或者可能是不满１４周岁的幼女仍然同其发生性关系，最高可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正所谓“不知者不治罪”　；而奸淫幼女作为强j*罪从重处罚，如果符合法定情形，最高可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但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即使不知道对方是不满１４周岁的幼女，仍可认定为奸淫幼女，在行为人明知的情况下，更可以认定为奸淫幼女。

可对这个案件，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我们除了拭目以待之外，还能干什么呢？

2009年5月10日晚8时许，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办主任邓贵大，向女服务员邓玉娇索要“特殊服务”，被拒后起争执并被刺死事件。警方最新一次发布会上称：该服务员可能患抑郁症，最终结果还要等待精神病鉴定。

我认为，比让邓玉娇接受精神病鉴定更需要的，恐怕倒是对“特殊服务需求症”的认真鉴定和“治疗”。近年来，所谓“特殊服务”，在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和某些官员之中渐成时尚。不仅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销声匿迹的卖淫嫖娼，以相当大的规模卷土重来，而且那些淫棍恶徒的脏手已经屡屡伸向“祖国的花朵”。官员与服务员两个相差悬殊的身份符号，再次被抽象化，成为权力践踏权利、人性保卫自尊的意义阐述。

对于官员的“精神腐败”，我们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反而放任这股“毒瘤”的蔓延。

是谁给了这些官员这些“特权”？

最近，深圳机场出现一起清洁女工拾金案。

清洁女工梁丽，在打扫清洁时，在垃圾箱附近捡到一个装有首饰的小箱子。后来，遗弃小箱子的人向警方报了警，经过警方的排查，就把梁丽抓了起来。中国法制的解释是：她将装金首饰的小箱子当垃圾捡回家，实际是秘密窃取，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听说，等待她的将是无期徒刑。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清洁工梁丽“捡”是没有问题的，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疑罪从无”来看，梁丽也不应该“不明不白”被关押了“五个多月”。在我们的执法者的眼中，这些朝不保夕的“下层人”，天生就是犯罪分子，他们只能见钱眼开，“据为己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其实这就是一种强盗逻辑。

说了这么多，我似乎并没有说到点子上。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彩票的痴迷者，在两年多的守号后，终于中到了近千万元的大奖。可他在领奖现场，却像一个见不得光的“小偷”，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就连鼻梁上都架着一副大大的墨镜，根本不敢让人见识他的真面目。

按理说，他一不偷，二不抢，正大光明的“挣”来的，可是，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对于“有钱人”来说，是不屑于玩这种小儿科的“智力游戏”的，他们的聪明才智有更大的施展空间。现在还痴迷彩票的，都是像你我一样的小老百姓，他们不怕一万，却欢喜万一砸中自己的脑袋。说白的，就是从贫困者的口袋里，硬生生的拽出一部分钱来，让自己先富起来。所以，中彩票者要把自己遮掩起来。

对于有钱人，他们的钱的确不是那么干净的，但我对他们只有羡慕的份——毕竟，他们是中国的希望，中国的未来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