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首江
前些天,一位自称在伦敦为于丹担任翻译的网友发帖爆料,称自己亲眼看见于丹4月23日在伦敦做演讲时撒泼,更当众骂助理和身为翻译的自己,并且多次质疑酒店服务,连续三天更换了三个房间,致使其在做完第一天的翻译工作后就愤然离去,该网友还形容于丹“是个欺负弱者的大怪物”。
看完这条新闻,不得不感叹于丹很泼很强大,能够在英国那么远的地方也是虎威振振。虽然她回国后,在媒体上否认和解释了此事,但无风不起浪,很多人还是认为:“一个学了论语的教授,不能理解与包容一个学生翻译,或者说她不能得到一个学生翻译的理解与包容(在该生智力正常并且无怨无仇的情况下),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论语的耻辱。”这无形中给我们一个反思,中国曾经被一部《论语》统治了人们思想长达两千多年之久,在当今社会下,《论语》还能有多大作用呢?《论语》上面讲的大多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也被封建社会的君主当成统治的范本来要求和约束人们。但是孔子却是一再被君主们拒绝,才有了后来向丧家之犬般的对着宋的大门兴叹不已,也才有了今天于丹在百家讲坛上面讲《论语心得》。
其实关于于丹的新闻以前也有耳闻,大家都在谈论,于丹到底是明星还是学者,如果说是学者,那么,从百家讲坛上讲罢《论语心得》走下来的于丹,现在确实很火爆,不仅频频上节目、当嘉宾,所到之处必是前呼后拥、人头攒动,粉丝数不胜数,俨然一幅明星的派头。难道是徘徊在明星和学者的边缘?这个我们暂且不讨论。如今学者、作家、教授、专家等以前都是些举足轻重的名词,以前一听到这些名号都如雷贯耳,如今呢,这些都是逐渐沦落为贬义词了。许多人看后也许只是一笑而过,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阶层的人已经逐渐在开始腐化、堕落,而且不是个别现象。现在的专家学者或者沦落为犬儒;或者沦落为工具;或者沦落为商人的喇叭,都通通地拜倒在名利的石榴裙下。而且更可悲的是,很多有才华的人都还在为自己未能成为一个工具,或成一只犬儒而在那里感慨自己是多么的怀才不遇。
这些年,专家、学者的雷人语录一个接着一个,从孙东东到杨永信;再到某某做鬼也幸福;再到买房就是爱国;这一个个事件的雷人语把这些曾经是响当当的名词中那一道道光环,在人们心里一点点地抹去,剩下的除了那漆黑的铜臭。其实,一个社会的风气就像一个人变坏那样的容易。如果是这些所谓的精英群体开始带头堕落的话,那样风气腐化和蔓延得更快,那种速度几乎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形容。 这种风气蔓延开来以后,将迅速污染到高校当中,首先中毒的是学生,因为教授已经给学生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接着用不了多久,这种风气就在社会被认同。于是,为了名利而不折手段将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规则,不用的人将会被当成是傻子,或者是被讥笑的对象。堕落大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愿的堕落;另一种是被胁迫,或是被社会;或是被个人。无疑专家学者们则是追着抢着被人利用,而且以能够被人当成工具而感到荣幸。
通过这么多事件表明,光是读《论语》并不能使自己的灵魂变得洁净多少,于丹当初靠傍《论语》出名的,而《论语》只是于丹手里的一件工具罢了。从她的撒泼等行为就可以看出来了。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去年刚过世不久的老愤青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说的“中国有仁义,但只是体现在书里面,现实中却是无耻非常”。在现实中,仁义道德却是学者们拿来作秀的工具。可悲的是,就像柏老所说“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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