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不是地道的傻子，有些问题实在太简单。你家几口人，房子多大，家人挣多少钱，生活有什么困难，未来有什么打算。……这些事，就是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是俗人就离不开，要活着就得天天想。如果有谁要问，自然是不假思索，随口就来。

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有时候却不简单，甚至会非常复杂，还会难倒上下多层领导。这好像也正应了陈景润忙了一辈子也没搞明白到底一加一等于几这件事了。

先说家里几口人，一直都说是13亿，可这这是个大概数，不必认真。就是汶川死了十万，山西埋了数百，缅甸拐走几十，对这大数也没什么影响。这个咱也理解，如同让一个四世同堂家口上百的百岁老人，认清所有孙男弟女一样肯定是有难度。可如果说家里死了谁一定会记得。死人又不是割韭菜，没谁愿家里总死人。按中国传统，死了老人要隆重安葬，夭折了孩子更是无法抑制的悲痛。就算只是个乡邻，也要吊个纸表达一下哀思。就算偶然村里一天死了仨，也不仅会记住这个数字，还会记住每个人的名字。

再说挣多少钱的问题。每个月就开支那么一回，原来每次都一张张数一遍，不为看是否假钞，只是为了过瘾。现在是每月查验一次磁卡，不是为防盗，只是拿出来心里踏实。不管是卡还是纸，反正都很可怜。可怜无法计数，这张数倒很清楚。自己也就这点出息，老板挣钱也不易。长期这样也习惯了，老婆倒也没什么意见。可突然这一切都变了：挣钱多少不是老板定，也不是银行卡里有多少，而是国家说了算。这一变不要紧，老婆明白了。这一明白不要紧，两口子一个月没说话。等再次说话时，就知道自己的地位又下降了一个档次。只是不敢问问国家：磁卡里没达平均数的部分，您能补贴一点吗？

然后就是生活有什么困难，未来有什么打算的问题。困难明摆着，老人的医疗，孩子的就业，家里的住房，谁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打算也很具体，自己能多找份兼职挣点钱减轻老人的痛苦，社会能给孩子能找个活干不要总啃老。要说这些太细小，那就希望贫富悬殊适当小一些，官员腐败适当敛一点，政府透明度能勉强放一点，至于什么共产主义之类的，反正这辈子赶不上，也就别说了。

所有这些简单问题的答案都是铁板钉钉的事，应该不会涉及到什么高深的理论问题。可细一想，这些答案也就一帮同事们没事瞎唠嗑时随便聊聊，如果真到台面上，这些铁板钉钉的答案就有疑问了，绝对不敢瞎说。不管是民调还是官访，是记者调查还是领导莅临，要说清这些自家看似简单的小事，就不再自己能做主，而要上升到政治家们的层面，从维护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角度，好好做篇大文章。

于是乎，就有了汶川死人数的国家机密。于是乎，就有了南通民意调查的标准答案。于是乎就有了国家统计局的人均工资。……如果你真是其中的一个当事人，回头看这些最简单的小事，恐怕也就理解其实在不简单了。

如今512过去一年了，到底死了多少公民，一直是个谜。正如地震300天四川省副省长魏宏说的那样“汶川地震最终的死亡人数，我们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对死亡人数特别是失踪人数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涉及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因此在遇难者数字没有最终确定之前，对遇难学生人数也很难给出准确的数。”咱理解这个困难，那真相，别说自己一个草民，就是艾未未都没搞清楚。也许要等20年以后，也像唐山那样建几座纪念碑，等每个死者家属都拿出几千元来，刻上亲人的名字后，再让统计学家们来认真统计一下，算出来？

当然这些还都是小儿科。如果同样还是这些问题，只是问问题的人不再是司空见惯的同事，而是变成了国家总理的话，那么这答案的严重程度，恐怕就不是学校老师让你孩子为你讲一下，村长在大喇叭上招呼一声那么简单的事了。

正确的说“中南海的大门永远是向老百姓敞开的，”只是如果你没接到邀请，那里是万万难于出入的。而有幸接到了邀请，有幸进了中南海，有幸和首长握了手，有幸在领导面前就了座，似乎都是幸运的事。然而真正能按总理的要求“放开讲，讲心里话，讲对政府工作的批评意见和要求”，就不一定了。实在的说，如果你不会唱歌最好就别说话。如果你不会山呼万岁，最好是背诵进门前确定好了的标准答案。

这方面，河南养猪大户秦英林应该绝对有备而来。试想从他接到通知开始算，县市领导们千叮咛万嘱咐，省畜牧局局长处长耐心进行政策讲解，分管农业的副省长亲自召开了座谈会，直到农业部副司长亲自帮他打了稿修了改，这前前后后的教育和熏陶，这拢拢总总修改打印了十五六遍的稿件，就算在猪脑子里都该生根发芽了。于是乎，“笨以为把自己的想法反映上去就行了”这么简单的事就复杂起来了。因为秦英林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领导帮他“出的主意，想的点子”与他自己的比起来，一定更高明的复合科学发展观，一定更对国家的长远发展重要，一定更让人民的总理放心和高兴。

而同样有幸参加座谈的大学生陈威淘，与养猪的比起来，就显得有素质多了。首先是他按教育部安排带着衣服住进了教育部宾馆，其次是自己准备好了两千字的发言稿，然后是根据教育部老师的意见又进行了大幅的修改。这样充足的准备，相信可以让他在面对总理慈祥的询问时做到了对答如流，侃侃而谈。这答案里一定丝毫不再有就业的担心，理想的失落，因为这些在他来说真的永远不再是问题了。

至于要让失地农民工古甲伟回答这些简单问题，那难度就更大一些。首先是其发言稿得到镇领导、区领导的多次指导。其次是到京后，人保部安排他和另一农民工代表学习了三天农民工社会保险和劳动法方面的政策知识。最后是他每天在宾馆对着镜子练习发言，一连练了两天……也许，在经过所有这些历练后，他的回答和他失去的土地一样，就在从中南海出来的那一刻，惊喜的从天而降！

那个有幸遇上总理的白血病患儿是幸运的。这些有幸到中南海一游的百姓是幸运的。那些帮助兴邦了的汶川亡灵们是幸运的。倒霉的只有我，还要不断在奉献全部薪水的同时，接受老婆的白眼，清查自己的私房，节省自己的花费！

辩证法认为，越简单的越复杂，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反过来，很复杂的事倒也可能很简单：例如城市管理这么复杂的事，其实这需要一本秘籍和一双拳头就可以了。例如科研论文这么复杂的事，其实并不需要太复杂的仪器和很繁难的试验，而只是一把剪刀一瓶浆糊这么简单。

于木鱼宅

2009-5-11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