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周扬出席北京国庆招待会，这表明他正式复出。不久，人们注意到，这位历经沧桑，文艺界的老前辈大变样了，由一个威严、精明、咄咄逼人的领导变成了一位谦虚、软弱，动不动便流泪的老人。这种惊人的巨变正如一位和他共过事并挨过他的整的老作家所感叹的那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毕竟岁月不饶人，大势已去，硬朗是硬朗不起来了。然而，衰老并非他唯一倒威的因素。周扬在青少年时代曾经接受过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以他的学养和头脑，不能不意识到他在文革前17年中的错误言行同样不可饶恕，把他比作“中国的日丹诺夫”似乎不无道理。所以，周扬逢人便哭，以泪洗面，试图洗掉耻辱的烙印，而当时那些劫后余生的文人正为自己“苟全性命于乱石”感到无比欣慰，自然无意计较从前的恩恩怨怨。后来他们痛定思痛，认为周扬这人做得太绝，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竟充当凶恶的打手，甚至置人于死地；另有人干脆说周扬和姚文元没有什么两样——你方唱罢我登台，所不同的是前者有幸在文革被打倒，从而避免了一场更疯狂、更丑恶的表演。

我基本上同意上述观点。我还要特别指出，周扬的“忏悔”毫无意义，而且具有某种欺骗性。这倒不是周扬耍滑头——耍滑头往往弄巧成拙，周扬才不会干那种傻事。当周扬一把鼻涕一把泪到处哭喊：“主啊，我有罪！”时，我们不否认他确实动了真情。然而他的潜意识却是自欺欺人。试想，这种不受任何追究的忏悔能触动心灵深处吗？况且，时过境迁，周扬本人也坐了8年牢，现以受害者自居，官复原职，仍然掌管文艺界，你要是作死就去找他算账好了。

我觉得周扬的忏悔有点像一个心理失去平衡的基督徒跪在神父脚下大放悲声。他分明知道，他在神父面前只是一只“迷途的羔羊”。神父不是法庭的判官，不会判他入狱；相反神父总是循循善诱，不论你贪财、好色、纵火，还是伤天害理，只要你真心忏悔，神父就让你一吐为快，重新做人，神父的职责就是拯救有罪的人于苦海嘛！因而神父又是心理大夫，谁肯陪陪周扬，听他哭哭啼啼、唠唠叨叨，谁便扮演了神父或心理大夫的角色，周扬能不拉着你的手感激涕零吗？

至于周扬老是认错会不会得不偿失，作为一个老牌政治家，他当然心中有数。俗话说，此一时彼一时。他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将更历史地看待他的问题，目前最要紧的则是向大家证明他的诚意。除了认错、道歉，周扬还苦口婆心劝年轻人以大局为重，切莫犯上作乱，惹祸上身。据作家王蒙回忆，在一次座谈会上，周扬语重心长地说：“你不断地去干预政治，那么政治也就要干预你。你干预他他可以不理，他干预你一下你就受不了。”他还表示真话不等于真理，作家对于自己认为的说真话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天呀，话虽不错，也够关心的，但这样一个精于权术，知难而退的人我们怎么能够指望他像《复活》中聂赫留朵夫那样不惜代价，以实际行动“赎罪”呢？亏他好意思继续养尊处优做官，他倚老卖老讲的那些私房话恰恰暴露了他在本质上仍是一个善恶不分的诡辩家。看来，我们有必要拷问周扬的亡灵，你真的翻然悔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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