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没有过想写书的冲动。自从儿子告诉我，说他班里同学的父母好多人都写书了。非得要我也写上一本。我没有理由拒绝儿子，所以就答应了。要知道，在当今社会里做事，什么都可以扯淡，唯独对儿子是不能随意的。为了满足儿子的虚荣心，我也就硬着头皮写起书来。第一本书出版就费了周折，不过那时心气还好，还没有觉得什么。等到第三本书出版，我就已经有些筋疲力尽了。

原说不在想写书的事情了。可是喜欢文字的毛病却怎么也改不了。无事的时候总是喜欢涂抹几笔。可有一天，出版社的朋友打来电话，说现在出版行业进行改革，都实行实名制了，问我手边还有没有文字。我是个老实人，告诉朋友，文字倒是不少，但就是不想在和出版社打交道了。朋友听后笑笑鼓励我，像你这么好的的条件，出版已经很幸运了。要不你到出版社呆上几天看看，有多少文学爱好者想出书，那可怜劲儿简直都让个人看不下去。

我这人一生什么都好，就是经不住诱惑。朋友这么一说，我竟然还有些心里暗暗自豪起来。于是我这次那就出上一套书吧。朋友一听是一套，还有些想不明白，问我一套是什么意思。我说文字太多，大概有一百万字左右，既然出版就出在一起吧。就这样，我在朋友的引诱下，又开始出版第四本书了。而且这次是四本，规模比平日大了许多。

朋友说，现在实行实名制，必须先报选题，我按照要求做了。后来朋友告诉我，社里决定了，我的书可以作为正版书出版。也就是说列入了出版计划。按说这是一件好事。我这人就是心里不能装事。自从有了想出书的念头，我就再也停歇不下来。每天几乎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交给了电脑。好在现在先进了，许多文字就是在电脑上修改。要不然，就我的身体条件，说不定撑不了几天。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理准备，总算有了一个成型的东西。我给这次要出的书定名《醒》字。书稿送到出版社大概也就半个月时间，朋友打来电话说，他感觉稿子很不错，只是有些地方提法有问题，需要修改。不过现在暂时不需要，等送审完毕了，看看人家还有什么意见，一块修改。看来朋友还是心疼我的。我说了些感谢的话，就开始等报审的结果。

时间过了两个多月，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于是我询问朋友情况怎么样？朋友开始吞吞吐吐的。后来再我再三追问下才告诉了我实情。说政审没有过关，提出的问题太多了。要修改简直太费功夫。

我问需要修改什么？朋友说自然是政治方面的事情。我一听是政治，顿时就懵了。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好说，唯独政治这玩意儿不好说。我本来想说既然通不过也就算了。可朋友大概害怕我说这样的话，说现在不想办法都不成了。出版计划都已经公布了，不出怎么可以呢。这下还真难住了我。

当然了，朋友也是好心。这个时候我也就不能让朋友过分的为难。于是就说：“既然不出版不行，那就修改吧。只是他们的问题具体不具体呢？”因为在中国，什么东西似乎都能说清楚，就是政治这东西说不清楚。

“这次很具体的。比方说，中国很大，公务员总体还是好的。你说了那么多的社会问题，贪污腐化堕落，他们说有点太过分了。”朋友看起来是想和我从现在开始就进行交流。

“怎么，这个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我当时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我说的就是一种社会现象，难道不存在？”

“不是这个意思。他们说，社会还是需要主流宣传的。我的文字整体看来都有些灰色。这和当前的大环境不相符合。”朋友其实心里什么都清楚。只是在寄人篱下的状况下，也只能和我胡搅蛮缠：“其实你已经出过几本书了，写妓女都可以，就是不能写国家机器的零部件。这么了不起的政治，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呢。”

“我没有刻意什么呀！我就是把身边的故事讲出来，也没有发表什么自己的观点。”我说：“现在现实中贪污的事例还少吗？看看那些当官的，哪个做的和说的是一个样子呢？前段时间不是说，全国的各省的交通厅长落马比例很高吗？有些人动不动贪污就是几千万，甚或几亿元。社会就是这样，我说说还有什么不可以呢？”

“象你说的人民币的异化现象，人家就提出异议了。”朋友知道他根本不可能说服我，于是又换了个角度：“说人民币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些样子呢？”

“我说什么啦？”我一听这个，就知道现在一些人真的还不如披着羊皮的狼。因为那些狼终归还是狼。可现在倒好，有些人已经连人都不是了，天晓得他们都是些什么东西：“现在的中国钞票异化有问题吗？咱不说别人，就你我，只要手里有钞票，能有什么事情办不好呢？我不就说男人有了钱，想睡什么样的女人都可以。只要有了钱，想做官也不是梦想。怎么，我这样的说法不对？”

“那是个别现象嘛。”朋友说：“你别发火，我只不过是给你传达人家的意思，你跟我急什么呢？”

“照你说的，我看我是没有能力进行修改了。”我说：“你还是给社长说说，把我的书取掉吧。你们不为难，我也不痛苦了。”

“恐怕不行。”朋友说：“我先给社长说说，如果可以，那就在放一放，等到环境好了我们再出。”我一听朋友说出活话，赶紧表示感谢。可是好景不长，等到晚上的时候，朋友打来电话说，他们社长要和我面谈。他让我去省城。

没有办法，第二天我就去了出版社。可能是约好的，去了社长就在办公室里等我。因为我们也熟悉，见面也没有寒酸，直接说起内容。

“听说你找我？”我说：“是不是我的书不出可以？”

“不可以。”社长回答得很干脆：“今天找你来就是要告诉你，让你打消那个念头。书一定要出版，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的了。”

“我……”听社长这么一说，我的心里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理出个头绪来：“如果按照他们说的那个样子修改，这书恐怕就不是书了，再出版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没有意义那就不是你管的事情了。既然人家说了修改意见，你就不能不修改。当然了，他们的意见也未必就完全正确。今天找你来，我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你和责任编辑去出版署会会审稿人。人都是感情动物，人都有见面之情。你们好好交流交流，说不定你会有收获的。”

我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听明白社长说着一番话的用意。倒是在边上的责任编辑，也是我的朋友明白了什么。他给我使了眼色，然后说：“我们走吧，今天刚好审查稿子的人在，我们先去见见他。你听听他到底都有哪些意见。”

就这样，我被朋友从社长的办公室里拉出来：“人家已经提了那么多的意见，现在去见人家，那不是……”

“我说你真是个死心眼。如今什么社会呀，你去买上一条好烟，咱们先去看看再说嘛。”就这样，我花了五百块钱买了一条苏烟。好在出版社离出版署很近。几分钟我们就来到了那个姓什么的处长办公室。朋友介绍完我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苏烟起了作用，反正处长给人感觉还算和善。

“你是《醒》的作者？”处长看起来还就是处长，说话水平就是不一般：“我说你这个人呀，听说你还是个领导干部，如今大家都是难得糊涂，你为什么非要独醒呢？再说了，你的文字里自我的观点太多。尽管社会有不好的东西，但是那毕竟不是主流，你那样写，不是容易造成误导吗？”

“我想……”我刚想说话，不料朋友打断了我的话。

“我看也快到吃午饭的时候，要不咱们出去边吃边聊。”朋友也不看我，只是和处长对着面。

在一个不错的饭店，我安排了几个好菜。然后要了一瓶好酒。看来处长的酒量还是很不错的。一瓶酒不一会儿工夫就下去了一半。朋友也真会把握时机，就在这时，他开始又说我的稿子了。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觉得这样出版自己的书，是不是有些不地道呢。

“这个《醒》，说没有问题也就没问题，说有问题问题可就大了。”我没想到处长会发出了这般厥词。

“这是……”我还是没有说出话来，又被朋友给挡驾了。

“处长说的也是。作者是个业余爱好，写点东西也不容易。所以对许多东西把握不好，你看……”

“你们先改点嘛！一点不改也不像话。”处长说到这里，举起面前的酒杯：“酒桌上不说工作，我们喝酒。”

就这样，一瓶酒几乎都是处长下肚。等到我们分手的时候，朋友告诉我：“这下好了，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让你辛苦一趟，真不好意思。”

“这就对了？”我不解的问。

“你还想要什么？”朋友瞪大眼睛：“你是怎么写书的？还说《醒》呢。我看你一点也没清醒……”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