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卖过酒

听父亲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座落在“江南诗山”敬亭北麓小冲吴家曾经有一个槽坊，也就是旧时酿酒的作坊。父亲爷爷的爷爷到我爷爷的爷爷都是酿酒的大师傅。父亲的话，我信。因为至今在我老家的老房子门前还有一口人工挖的池塘或者叫大井，尽管岁月的风雨吹打和洗礼了她一个多世纪，可还是那么给我有一种深沉且激动的感觉。虽然这为酿酒提供好水的大井已经长满了茭白的绿苗，并有三叔四叔捉来放养的大小墨鱼鲫鱼在这里找到了它们另一方乐园，但是有一点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世代有着酿酒传统的人家，怎么到我父亲这辈就滴酒不沾了呢？没听说过酿酒的人不品尝酒吧，什么叫耳濡目染，什么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后来，我终于明白，到了我爷爷的时候，也就是我父亲的父亲，不愿自己的后代酿酒了，说是酿出来的酒，总是需要在一个凌晨肩担着百十斤的酒桶，步行几十里羊肠小道去一个靠河的叫湾址镇的地方去兑卖，太辛苦了。于是才有了我爷爷与父亲长袍夹着剪刀、烙铁、竹尺的针匠人日子。可谁能想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我也挑起了酒担子，所不同的是，不是挑酒外出兑销，而是挑酒回村出售。

那时，我刚刚从县城的一所高中毕业回家，人长得跟毛竹似的，细条细条，用“手无缚鸡之力”来形容我当时的情形是一点也不夸张，村人都说我“架车竿子”（八十年代农村还有可见的人力木车水的架杠）。父亲，我曾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当生产队长的父亲，居然想到了在我们村庄的上头——一个村民碾米的电房里开起小商铺来。因为靠四面八方来加工稻谷的气关系，我家的小商店竟生意红火，就连离我们家不远一直靠做生意的代销店店长也嫉妒我。你猜，我家的店长是谁？就是非常厌恶生意人的我。俗话说：“开店容易守店难！”而我却要说：“守店容易进货难！”难在哪里？难就难在进货需要肩挑背驮。针头线脑好说，背个书包的货就够你卖上大半年的了，可有一样东西我实在是怕，你猜深？那就是一个字：酒！我们那一带喝酒的人特多，不能说他们嗜酒如命，只能以为酒就是兴奋和解乏的宝贝，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稼汉，真是太幸苦了，他们需要酒，酒也得亏了他们，我算生动形象地知道了什么是互惠互利。就是因为他们，才苦了我这个弱不禁风的人，挑酒成了我经常痛苦的事情。清晨，在父亲一声声的催促下，我揉着惺忪的眼睛，担着两只大塑料壶，踏上了门前朝东去的田埂，翻过乌龟山，走过张义桥，来到油山头，穿过庙埠巷，来到当时叫宣城县酒厂批发散装酒。来时我哼，我哼的是台湾校园歌曲——“《酒干倘卖无》”，回家我还是哼，可我哼得是气喘声声累。再累，可一看见我那本房里三老爷那见酒馋猫一样的嗜相，我觉得自己流的汗得值，更何况我小店的原始资本在滚雪球一样地在壮大，这让我每月一次的盘点都要偷着乐。这时，父亲也高兴，他认为我终于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就是因为有一批馋酒的上辈，我由此看见了家里老是来人而来我小店沽酒的邻村姑娘桂兰，是她让我萌生催促了一个男人的成熟，于是每天中午我总是想着第一个来拎着酒瓶打酒的是桂兰，连夜做梦也是她纳桃花一样的脸蛋。古戏中有这样一句嘲讽赌徒的台词：“赢了钱打酒喝，输了钱卖老婆。”我哩，那时的日子可用如下十二字来写照：卖了酒，赚了钱，娶了妻，好快和！

日月如梭，转眼距我买酒的日子已近三十年了，可我总是难以忘却那到宣城酒厂挑酒的时光，回味每一次或男或女或老或少老叫我打酒时揭开那从我祖辈遗留下的酒坛盖时，从不沾酒的我，总是有一种醉醺醺的兴奋，就像我人走进了水泊梁山里的快活林那样。所以，我常在自己被他人劝小姑似的沾点酒时、自豪地且反复地重复这样的一句话：“跟我比呀，你是“能奶奶”跟“熊奶奶”比差四点哩——我曾卖过酒！”

照说，话说到这个份上该打住了，可最后我还想对你说，如今的宣酒集团就是原来的宣城酒厂，原来的宣城酒厂就是唐代的纪叟酒坊，原来的纪叟酒坊就是让诗仙李太白长叹的“夜台无晓日　沽酒与何人”槽坊。现在知道吧，为什么说“喝一辈子酒，丢一世的丑”之后，我们还是需要酒。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还是要旗帜鲜明地说：“酒，是个好东西，绝对不是因为我曾卖过酒！”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