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不高兴”这本书里面，作者提出了一个让人思考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年轻人的大目标”。
为了说明这个大目标，作者连续引用了历史上西方国家为了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一贯做法，经济制裁，武器威胁和颜色革命。
经济制裁这是国家跟国家之间解决矛盾的最有效方法，在矛盾产生以后，尤其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对立以后，要想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是很难实现的。中共对苏共的十评，加上西方国家的旁观冷笑和经济封锁，尽管在独立自主的人格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由此带来的痛苦作为中国人都不会忘记。
社会主义的兴起，引来了西方国家劳工福利的调整，在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的博弈中，博弈正从表面上的对立走进实质性的浸透。大量的外汇储备为西方国家改善本国居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次贷危机中惊醒的中国人在把自己出卖了以后正在数钱的时候已经很难马上调整的自己的思路，接踵而来的金融危机让首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感到沮丧，在救富人还是救穷人的选择上政府部门最终选择了前者。
不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为了推销过剩的资产，战争尽管给人类带来灾难，但能够给工业带来进步和繁荣。在人类的历史上，人类的大部分财富积累都花费在战争和筹备战争上，国防开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最能够证明其实力的依据，在爱国的名义下增加国防开支这是最能引起民众支持的口号。
苏联跟美国在核弹头控制数字上的游戏就很有戏剧性，其实这并不是代表民众的或者是民众参与的游戏，只是两国执政者相互之间的游戏，这种游戏是站在维护执政地位的游戏。
在军备竞赛的同时，颜色革命正在向社会主义阵容浸透，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的颜色革命，其实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是政权发生了性质的变化。到底这种变化是内因起作用还是外因起作用？人们的说法很不一致，一个国家要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并不是国外其它国家想改变就改变的，它是综合因素在起作用，而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应该是内因。像中国这样的政治体系，要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微乎其微，西方国家想通过颜色革命来改变中国的性质首先要做到了就是怎么改变中国的一党执政问题，除此以外没有其它任何的办法。
要通过内因起作用，首先要引起内部的各种矛盾激化。去年的各种矛盾激化，这已经引起了执政者的注意和重视，而且从强化执政能力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手段。政府和民众的对立并没有形成党派的对立，并没有形成夺权政权的对立，对于群体事件发展成为党派争斗的局面执政者是绝对控制的。每次出现政府部门和民众的对立，都以“牺牲政府官员”来消除和防止民变，这种舆论上的优先权很大程度上消磨了民众的意志。
由于奥运火炬在巴黎受阻的事件，“中国不高兴”的作者联系到了中国年轻人的目标问题，并且提出了“火炬事件最大的标志，就是中国产生大目标的土壤出现了……”。
作者所说的这个大目标到底是什么，作者没有明说，只是通过字里行间，让人们感到了一种恐惧，那就是民族的扩张，把民族的精神强加在当代青年的身上，利用民族的观念来诱惑民众的视野。
作者毫无顾忌地说到中国的这些年轻人在审视自己的未来的同时，发现与国家的发展的大目标有某种关联时，离大目标的形成就不远了。
原来作者所说的这个大目标是针对民众和政府的合作而言。在民族的大团结下实现和谐，这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偏离了大团结的任何扩张目标，都不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流，更不是中国年轻人为之奋斗的大目标。
把义和团式的运动看成是“新爱国主义运动”，错误的认为改变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那是很幼稚的。利用中国年轻人的冲动，实现中国式的颜色革命，那是虚浮的。
中国年轻人的大目标到底是什么？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回避这个问题，但又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中国不高兴”的作者敢于谈论这个问题，可是，又在这个问题上捉迷藏，甚至把一种错误的目标施加给读者，唯一的一种解释就是抛砖引玉，把真正的大目标引出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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