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说：“人生如过马路，先看左后看右。”渐入老境的王蒙是否也开始看右了呢？我想多少有点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的自然规律。老了就是老了，硬说人老心不老，那是自欺欺人。

不过王蒙尚未老成，面对更老的前辈，他仍充满了优越感，他甚至有些轻狂、调皮，不时拿人家打哈哈。例如早几年王蒙发表过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一篇是《周扬的目光》（《读书》1996年第4期），一篇是《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竭尽剥皮之能事，把周、丁两位狂热的革命性所表现的幼稚、滑稽、可悲抖落给众人看。王先生确实做得十分巧妙，多处援引不能证实的他人议论以示他对上述两位前辈的看法，自己则“适当搂着”，讲几句冠冕堂皇的公道话，但即使如此，我们透过“傻笑”、“丁阿姨”、“矫情”、“人情味”、“平常心”此类词语仍可看出他对一个政治化了的文人的不屑和挖苦。王蒙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深受其害，深知政治对艺术对人格的摧残。

谁知王蒙面对就革命、政治冲他或他们发难的晚辈却摆出一副训人的架势，转而津津有味大谈“革命”是对世俗的反动（见《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他说：“对于青春，没有比革命和爱情更富有魅力的了，而在某种情况下，革命的吸引力比爱情更大。”“须知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正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他认为“不断责备例如郭沫若和痛骂自己的父辈或整体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骨头太软”是“离开了中国革命运动的背景”，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设想那个时候人们会以陈寅恪为楷模，那是隔代做梦。”（出处同上）

你看，轻狂、调皮的王蒙一下变得庄重、崇高、善解人意了。原来这时说话的对象变了——这是一帮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不知天高地厚，王蒙的心态以及口气自然随之发生了变化，竟不免出尔反尔，结果“革命”这个概念在王氏哈哈镜中扭曲、变形。众所皆知，王先生伶牙俐齿，正说反说全在行，左也左的，右也右的，你若不把他的文章联系起来读便很难发现他的心路历程。

我们写文章不是有感而发吗？由于此一时彼一时，由于人们的辈分、情感和处境经常发生变化，因此“前言不搭后语”，对于同一个问题先后作出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判断实在不足为怪。如果要求作者始终保持观点连贯一致，那是强人所难。言为心声，满足了感情势必牺牲理智，精明的王蒙也不例外。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