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扩张与体制的封闭

——熊飞骏

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了醒目的提升，尤其是税收增长呈真正的“飞跃式”。197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只有区区1132亿元；2008年则突破五万亿，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则接近九万亿！相差45/80倍的巨大悬殊。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英明论断，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政治体制也应刻随之走向科学、开明、理性；尤其是民主政治应该取得长足的进展。可实际情况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是各走各的道，谁也推动不了谁。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政治走向可用下面一句话来概括：

经济扩张化；体制封闭化？

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政治体制不但没有象马克思论断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相反还呈封闭倒退的倾向。

中国近三十年的国情用雄辩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相反还有“误导”“忽悠”之嫌。

这里有必要把今天的体制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几个侧面的对比。

政治体制的优劣主要体现在“吏治”和“民权”。

“吏治水准”主要表现在“政府廉洁度”和“人事体制”两个方面。

“政府廉洁度”的大倒退绝大多数国民都心知肚明。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也有不少贪官，但绝对不贪的清官一样有一部分。贪贿的数量也相当有限，一万元就算大案要案。县官乡官建个私房就属重大违纪，要受到撤职记大过的严重处分……今天绝对不贪的清官如果有的话，也一定是凤毛麟角。贪贿数量则逼近天文数字。一个财政收入才九千万的贫困县小得不能再小的交通局长（巫山县晏大彬）就利用职权聚敛了近三千万非法资产，这还不算他挥霍和向上行贿的巨额款项！一个区级副公安局长（深圳龙岗区）则聚敛了一亿五千万……

至于“人事体制”，则由适度开放倒退到“完全封闭”和“自体循环”。那时的官场虽然一样以“关系”为主，但也有部分“官”是纯靠才能和品格被选拔的。记得我参加高考的八十年代初期，家乡所在的区政府面向应届高中毕业生举行了一次乡干招考，那些高考落榜但成绩相对优异且没有任何官场背景的同学大都考上了，说明考试还是比较公正严肃的。这批上傍者现在大多混到了局长级。就连当时各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也从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录用。今天家乡这样的考试是不可思议的，我和现任乡官谈起那件事他们根本不相信，那神情好象我是在杜撰一个冬天里的童话：不“跑关系”仅靠“分数”就能跳农门当官？鬼才相信？八十年代中期家乡县有几个“农民笔杆子”，除了爬格子向报刊杂志投稿外根本不知道行贿“跑关系”，可县政府主动去田头把他们拉到政府机关吃“商品粮”。那时我因为写诗小有名气，且年纪轻轻就成为鄂东最大民间文学社团的掌舵人，对大大小小的官正眼也不瞧一下，可某部长几次主动上门动员我去一个体面岗位任职……今天的官场则最大限度地排斥才能和品格，当官升官主要靠贿赂“跑关系”。在我的家乡县则荒唐极端到“不跑关系绝对不能升官”，就算你是诸葛亮再世，家乡人都知道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高风亮节、先人后己”，在不“跑关系”的前提下，你不但不可能进入官场，说不准连扫大街之类的公职也轮不到你。

下面再说说“民权”：

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也许有人会说：现在的农民不交税，学生读书不交钱，“民权”应该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民权”的核心内容是“知情权”和“参政权”，具体就是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选举领导人，监督公职人员和反抗暴政的权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民虽然不能自由组织“政治性社团”，但文学和学术性质的社团则遍地开花，还能自由出版文学刊物。本人二十一岁时就曾组建过横跨十五个县市成员达400多人的诗歌社团，办了两个诗歌刊物，根本没有履行任何审批登记手续。权力部门不但没有干涉，还在物力经济上给予一定支持。诗社成立诗刊创刊的那天，省、市文化宣传部门都亲临祝贺，政府部门还帮忙解决了部分餐饮费……

今天就算是纯文学和纯学术性质的社团，在没履行任何审批登记手续的前提下，你能自由成立吗？你能自由创刊吗？

也许你会说你比任何时候有更充分的“言论自由”，就算在网上用脏话骂娘也没人追究你的责任。我想说的是如果某人在网上发表的大量有益国计民生的建设性言论根本不能引起任何权力部门的关注，不能引起任何社会效应，也没有任何正规媒体出版他的“警世良言”，这能叫“言论自由”吗？

…………

政治体制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划，经济成果就不能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甚至会对国家社会造成伤害。

中国近十年的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可增长的钱并没有全部用于国家建设公民福利和民族的文明进步，相当大一部分纳税人的钱给腐败浪费掉了。中国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据有关报道，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亿元，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元升至7000亿元，增长达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在这28年里，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多，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接近四分之一。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的3%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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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速发展的经济背道而驰的政治体制潜藏着巨大的风险，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会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当大量有过人才能和民族责任心的“英才”找不到正当的途径报效国家社会时，就会造成人才的巨大浪费，国家的“智力”就会受到不可逆转的伤害。一旦出现“非常事件”，国家就会“束手无策”或“策不对症”，结果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积重难返，最终酿成深重的社会灾难。

中国的政治变革不能再拖了！“稳定”不是固步自封，不是讳疾忌医……

二oo九年五月一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