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老祖宗。关于他，有些话人们不便直说，我却以为趁着巴老健在说说也好（此文作于巴金逝世前——作者按），这样总比将来背着说要好。

我一向以为巴金并不像上海评论家所吹捧的那样，“在猛烈攻击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同时，也坦率地毫无保留地剖析自己的灵魂。”我尤其反对把巴老的《随想录》比作鲁迅晚年的杂文。巴金怎么能够跟鲁迅比呢？鲁迅是大无畏的战士，是英勇不屈的硬骨头，是敌人又怕又恨的眼中钉、肉中刺，但谁怕谁恨（过去欺负是有的）令人尊敬的巴老呢？巴金就是巴金，他是一位德高望重、为人厚道并且充满伤感、怀旧或许还会愤愤不平的长者，以他的人缘和地位，不可能在根本上把话说“绝”，至多事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或拿自己开一刀而已；而鲁迅就没有这般仁慈，不信邪，对着干，偏要把话说绝，绝到当事人无地自容。

至于巴老“坦率地毫无保留地剖析自己的灵魂”云云，依我看也是言过其实。且说被誉为《随想录》中“最富于忏悔意识的作品”《怀念胡风》，此文追述了作者与胡风几十年的过从，时间、地点、人物交待得清清楚楚，连胡风40年代在重庆《新蜀报》发表的一首五言律诗的前四句（破晓横江渡，山城雾正浓。不弹游子泪，犹抱逐臣忠）巴老亦不曾忘记，唯独50年代批判“胡风反党集团”时他在上海主持召开的几次批判大会的经过记不住了，记住的却是白纸黑字，公开登在报上的三篇批判文章。不过这三篇批判文章用巴老的话说也是“推脱不得”，“都是别人说过的话”。

巴老在大是大非上语焉未详，能取信于人吗？且不说上海另一位文化名人草婴当年坚决拒绝“揭发”满涛和傅雷，没有写过任何批判文章，就算胡风案大，巴老胆小，拗不过权贵的纠缠，发表上述违心之论纯属无奈，问题是巴老现在为甚挑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大做文章，一再表示他怎么怎么难过，甚至顿足捶胸大骂自己对不起亡友对不起良心？面对一个白发苍苍、如此自虐的老人，我们除了同情、怜悯，难道还忍心责怪他被迫写的三篇人云亦云的批判文章吗？相反，在多数读者眼里，巴金倒通过这件事儿升华了，大彻大悟了，达到了也许比草婴更高的思想境界，因为他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

我无意于在这篇文章中贬损巴金先生，事实上巴老本人也承认在剖析自己时“我下不了手，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深处刺。”（见《随想录》合订本新记）。我的意思是巴老是一位善良因而软弱的好人，由于经受不住内外交困，致使他的人格有时也不免变形、扭曲，这自然不仅仅是巴金个人的悲剧，也是全体中国人的不幸，毕竟像冯雪峰、草婴那样不屈不挠的硬汉为数极少，我们不必也不应该追究一个身不由己的弱智，但避重就轻，试图以“苦肉计”解脱自己则明眼人一望而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