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陀子，不陀，只是他的绰号如此。个子高高的，算得上英俊崽儿。不过，那年月英俊不英俊不太重要。没有电脑，没有电视，也没有半导体，人人都为几十块钱奔波。偶尔青年们聚会，把酒尽欢，也是一曲终了，各自散去。

谢陀子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听哥说，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谢陀子的父母，两位小学老师（中共地下党员）在县城附近的乡下组织起义，被军统特务察觉而被捕，当天在县城里游街示众，然后押赴刑场枪决。据说，两位烈士临刑前仍高喊革命口号（他们是二十来岁的青年）。那时，谢陀子才几个月，跟着婆婆过，父母的容貌根本记不住，长大后家里连张像片也没有。解放后，谢陀子自然而然的成了烈士的后代。七岁时，婆婆去世了，谢陀子无依无靠，烈士的后代是不能进孤儿院的，他每月去街道领上8元的补助和6元钱的烈士抚恤金过日子。他吃着馆饭上学，无人管的孩子钱都管不住还别说学习了。有时，钱花光了，他就跑到县长、书记办公室去：“叔叔，拿给我两块钱，我没饭吃了”。他总能拿到几块钱。日子就蹉跎着过了下来。谢陀子十七岁了，面临下乡。烈士的后代是不能下乡的。

县委书记说：“小谢，你该工作了”。

“哪我做啥工作？”

“我把你介绍到灯泡厂去，这在县城里也是国营大厂了。”

谢陀子想总比下乡好，解决工作那时是人人最大的愿望。“干啥活呢？”

“搞技术工作嘛，烈士的后代要照顾”。

提起办公室，谢陀子脑袋大了，字不认识几个还搞技术工作。“不，叔叔，我要搞搬运，吃粮多”。

县委书记一脸无奈：“好吧，我叫人给你去劳动部门办手续，你去报到”。

就这样，谢陀子不用下乡，轻轻松松地到灯泡厂干活去了，每月拿上三十大毛，很知足了。谢陀子不愿有人提起他父母，直白点说在他心里，还没有县委书记、县长亲切。每次在街上碰上书记、县长，他们总是问道：“小谢，工作怎样？”谢陀子乖乖地作答。

谢陀子没事就爱逛街，认识了不少朋友，当然多数是没文化又耿直的朋友，有时，难免无事生非，打几场群架是常有的事。好在谢陀子不是主角，事情不大，就自然不用进宫了。谢陀子无论是到前街、后街，总有人：“陀子、陀子”的招呼他，谢谢俨然成了县城里的小名人。谢陀子二十来岁了，到了谈恋爱的年龄，谢陀子看上了厂子里的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姑娘，姑娘老老实实的，见了谢陀子就一脸笑颜。他心里直发毛，自己毁誉参半的名声，让他止步不前。不过，谢陀子还是鼓起勇气写了封情书：“桂花，我想你，我想和你一辈子好下去……”谢陀子涨红着脸写不下去了，潦潦草草的字，贴上恭恭敬敬的邮票，好歹还是寄出去了。几天后没下落，谢陀子急了，下班后找到大辫子姑娘，一阵解释。那姑娘低着头，暗笑着不语。这事就算成了，毕竟不是靠情书过日子，再说谢陀子本质不坏。

两年后，孩子出生了。谢陀子有的家的感觉，他依然爱广交朋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厂子里效益不好，濒临倒闭。谢陀子慌了，俩口子过没事，孩子在读大学要钱。谢陀子辞去了工作。辞职不辞职一样早晚要倒闭，留下妻子在家留守。独自跑到重庆投奔朋友，朋友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他负责跑材料，整天在工地上忙活。

现在的谢陀子依旧潇洒，快六十岁的人了，三十来岁的性格，整天叼着根烟，在工地上跑来跑去的。毕竟儿大女成人了，也没啥可操心的，天伦之乐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