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不高兴”的第二章，作者提出了他所要追问的问题：“能否找到一种能维系我们情感，探询我们国家和社会中成员之间一种富有意义的关系”？
作者的这种寻找和探讨，是站在代表中华民族全体子民的立场上要表述的，对于这些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所发生和希望解决的问题，已经根深蒂固了，只要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得到认可，还流动于形式上，那么，要寻找一种既能够维系目前政治体制，又能够消除社会成员之间情感关系的路子，那是枉然。
在执政者提倡启用老实人的调子下，万金油式的干部将会出现兴旺的势头，这是不是社会发展到了一定时期所需要采取的新的统治体制？这种新的统治体制是不是能够挽救长期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
社会的进步是依靠创新来实现的，如果社会流放于一种形式上的团结安定，也就像“中国不高兴”中所说的“领导人沉稳”，那么，社会的结构还会继续趋向于不合理，同时也缺乏竞争力，这种说法，为后面作者所要说明的“民族扩张说”打下了矛盾的基础。
作者可以毫无顾忌地评击一个中心——其实是无中心论，或者说是多中心论，还有就是对这种中心论的愤懑。
中心论只会加激政群之间的矛盾，中心论越是变化多端，群众的激愤情绪越是高涨。人们听多了假话，看多了假相，这种受骗和受愚弄的愤懑已经埋藏多年，一旦爆发，那就会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还需要一个暂时稳定的局面，那就的撇开中心论来实施新的统治方式，用老实人。
“在我们探讨国家和社会中成员之间一种富有意义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是“富有意义”的关系？作者欲说不敢说的“富有意义”是指什么？你为什么不能像中央电视台的某位记者那样，代表全世界质询奥巴马，代表全中国质询奥巴马，在幼稚和狂妄相互结合的时候，什么价值观，民族观都会失去意义。
作者还是小心翼翼地请教读者：“激烈的社会振荡，伤害每一个人，怎么办？”
他唯一能够拿的出手的就是一种“共识”的理论，这种“共识”在愚弄“明白人”，让明白人跟不明白人，老实人跟不老实人形成共识，实现一种歧形的人际关系，消除忧国忧民者的意志。
在我们这个表面上淡薄政治的社会，很难再出现“六四”，“五四”这种类型的运动。奥运前出现的所谓“新爱国主义”（是作者说的）的所作所为尽管体现了一种民族的精神。但是，它并没有达到纳入“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实质性意义，它跟“六四”，“五四”相比，距离太远，愤青跟英雄是有区别的！
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为他的“新爱国主义”理论呼叫，把它说成是“充满魅力的行动政治”，“完全应当得到正当的评置”。
作者把“政治行动”倒置形成了“行动政治”，这是对政治的误解，如果说存在“行动政治”一说，那就是站在执政者的立场上来玩弄政治，愚弄被统治阶级。一种玩弄政治的社会行为能够作为反面的历史事件来走进“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重大历史事件，那么就很为难编辑这本编年史的学者了。
“能否找到一种能维系我们情感，探询我们国家和社会成员之间一种富有意义的关系”？
能够维系我们情感的链条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在不公平的前提下情感就会出现裂痕，这种裂痕越是深远，越是变态。在变态的裂痕下张扬社会的公平，寻找维系情感的链条，那不现实。
情感的建立需要正义的伸张，正义的伸张需要社会对正义的正确解释。当丑恶也成为正义的时候，人们又怎么能够接受这种正义说？在正义正在成为人们所畏惧的社会弊病的时候，政治却把他继续发扬光大，作者所说的“共识”把我们带进了另外的一个正义歧途中，除了惘然，还是惘然。
（待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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