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有两件遗憾事，一件是寻找的伴侣不满意，到今天成了弃妇。一件是昨天买了一本书——“中国不高兴”，30块钱就剩下了两毛，不够坐公交车，只好走路回家。

在“中国不高兴”这本书里，五位杰出的作家，学者，编辑，流氓和领袖（他们自己说的）怀着对大时代和大目标的憧憬，在名为“内忧外患”实为分析“中国不高兴”因由的长篇矛盾中相互合作和攻击，给人一种难以理解的模糊感觉，把对内政的愤懑归结为民族主义的缺失，以情感的共振来挑起民族主义的进一步扩张，用民族主义淡化人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求。

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明确指出了主题：“情感共振出了点问题，就要建立共识，再困难都要努力去建立。国运多艰，且莫失去张致。内政的愤懑并不可怕，我仍然以乐观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前途，每件事中有盈有亏，有实也有虚。如果我们从盈中看到亏，实中探虚，找到一条避虚防亏的路子，即使未如人愿，我们的情绪也不会跌落到谷底。归拢人心就有希望”。

这一章用了大量的篇幅表述文艺界的难言之隐，在这种难言之隐的掩盖下，是执政者（很遗憾，书的作者没有学过哲学，对于国家的概念没有完全理解，对于执政党的概念更是一无所知，下面再讨论）对于舆论工具的控制和指导，从改革开放20年到改革开放30年的这段时间所发生在文艺界的变化来论证“情感共振”的所出现的问题，建立了作者所谓的要“建立共识”的理论依据，而且很坚定地表示“再困难都要努力去建立”这种“共识”。

到底作者所说的共识是什么？就是化解内政的愤懑，说穿了，作者所想表达的思想也就是造成“内政愤懑”的来源是“国运多艰”。

国运的多艰，过去的几年确实层出不穷，有人祸，有天灾，有地陷。如果说人祸是形成内政愤懑的原因这我没有疑义，毕竟这期间内政“管理人员”一方的作为已经众所周知，并没有什么新意了，在权力已经公开寻租的大环境下，如果说没有内政的愤懑，那就是自欺欺人了。

那么天灾呢？去年的冰灾并没有造成内政的愤懑，只是造成对内政一方的渴望和祈求，聚集在火车站的旅客并不是内政一方所说的群体事件，而是受到天灾影响了旅程的受灾群众。

地陷呢？去年的地震不但没有造成对内政一方的愤懑，反而给内政一方加分，在灾难面前，中华民族的精神已经压倒了内政一方的权威，掩盖了内政一方的腐败，在这种精神下哪来的内政愤懑？

内政愤懑是敌对双方的较量，它不是真枪实弹的较量，而是言词上的较量，“中国不高兴”的这一章用了大量的事例来说明这种愤懑，还有调和这种愤懑的舆论和压制，这从某个层面上反映了作者是站在缓解愤懑双方情绪的一种说教。

“内政的愤懑并不可怕，我仍然以乐观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前途”。这是作者站在鼓舞人心的态度上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按照我的说法，内政的愤懑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它所表现出来的已经不是赞扬和拥护，更不是支持和维护，而是在思想上出现了巨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如果继续发展，那么，愤懑就会改变性质，进而演变成敌对双方武力的较量，到了那个时候，整个民族就会陷入混乱。

“中国不高兴”能够乐观地看待民族的悲剧，这说明了作者确实已经超脱了，他已经站在了另外的一个层次来看待这个问题，这就回到了作者所要强调的“共振”问题，他要把自己的这种跟人类格格不入的观点，把这种根本就不现实的观点灌输给人们，让人们更愚昧，更乐观地接受现实，这其实跟“保持一致”没有多大的区别。

“如果我们从盈中看到亏，实中探虚，找到一条避虚防亏的路子，即使未如人愿，我们的情绪也不会跌落到谷底。归拢人心就有希望”。

归拢人心的前提不单是总结经验，更重要的是在矛盾面前敢于从自身去化解，人们的情绪早就已经跌到了谷底，如果我们还在提醒人们注意，这是不是很搞笑！

人们所作出的希望已经不是对于内政愤懑双方的调和，也没办法调和，在权力和物质的诱惑下，拥有物质的一方绝对不可能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丧失物质的一方也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

集团的共同利益已经根深蒂固，既得利益者已经掌握了政权，在这种两极分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中国”肯定“不高兴”（中国两个字我将在后面的文章中继续探讨），也高兴不起来，那就为作者下一步的民族扩张主张奠定了舆论基础。

作者用很抽象的“国运”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在作者引用“国际歌”来旁证“国运”的时候，他是否想到国际歌里面所说的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他说的可是中华民族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国家的运气跟民族的运气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国家的富裕并不等于民族的富裕，用运气说来说明问题的实质其实是最可笑的。

国家的富裕对于被统治一方来说是最倒霉的，也就是作者所说的“运气”不好。

而民族的富裕呢？那是双赢，只要你生活在这片民族的区域上，你就能享受到你应该享受到的一切，包括教育和医疗，还有民主和自由。

没有教育和医疗的保障，那不是富裕。没有民主和自由，富裕只属于少数人。在富裕只属于国家的社会，也就是“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不是危言耸听，我只是不明白在“中国不高兴”这本书里，作者是出于什么立场搬出了“运气”来说事，难道是为了让中华民族的家庭成员都在等待运气的光临，还是等待运气的施舍？这又跟作者的民族扩张说格格不入了！

（待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