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盏灯挂在一栋旧式老房子的二楼的一间,楼下是一丛丛灌木,相距数米远横着一条公路。白天,公路上车水马龙,太阳的光芒投射到泛黄的白房子上,斑斑驳驳;常青的灌木,透出一点绿意。夜深的时候,当白房子的灯,被睡眠一盏盏射落的时候,总有一盏灯亮着,一直亮到凌晨二、三点钟才熄灭。每夜如此。
夜晚,每次我散步到这里,总要仰视二楼的那盏灯。就像十八世纪塞纳河畔的船夫,望着福楼拜的窗口——塞纳河畔的航标灯。我冲动地萌生了拜访主人的念头。人虽不是官场上的人,却有傲骨,让我吃了几次闭门羹。求见他便成了我的渴望,大有程门立雪的恭谦。终于,有一天主人答应,可托人把我的“砖头”拿去指点。一个星期后,“砖头”回到我手里。我翻开扉页,一支红笔圈掉了一个字,改为“辞”。主人捎话说:“词”与“辞”,后者意思要深一些,如《辞海》。我大失所望。精诚所至,我还是踏进了那盏亮着灯的屋子。“老师”,我唤了一声,环顾四周:这是一间十四平方米的屋子,旁边连着一间小厨房,书架、床上和一张旧桌子上全堆着零零散散的书,壁上挂着两幅字画,一幅是行草苏轼的词《赤壁怀古》;另一幅是西方的油画,一个妇女在哺乳婴儿。狭小的空间有些零乱,弥漫着陈旧的书卷气。老师刚饮过酒,脸色红红的,戴着茶色眼镜,看上去精力充沛。寒暄几句后,老师说:“今晚我有两个文件要写”。我看见床上,散乱的铺着公文纸。下逐客令了,文人的怪癖,拐着弯说话。自那以后,我便和这盏灯的主人以师生相称了。
老师是省报记者,照顾夫妻关系才分配到公司里来的。起初,公司领导很倚重老师当过记者这张名片,当个秘书或副主任,是绰绰有余,胜之无愧。无奈老师嗜酒,中午、晚上,脸色泛红,有损公司形象,便弃之不用,放到工会生产安全部当副部长,降格为副科级。老师是见过大场面的人,自个儿也上了点年纪,不在乎一官半职,搭个办公桌在部里坐了下来,工会大部分文件被他承揽了。老师的妻子是精神病医院的医生,每星期天回来,俩口子似乎关系不甚融洽,他很少提起过。一次,我和小a在老师家饮酒。酒至半酣,老师吐出真言:“你这个学生我收了。我真没啥教你的,杜甫说‘汝果要学诗,功夫在诗外。’大学里培养不出诗人和作家来的。学校里只教生涩的文字研究。你读过书,读成了作家吗?生活才是老师。”
老师说:“来,我出个对联,‘长’14个字,‘朝’14个字,啥意思?”
我抢答:“这是山海关的一幅楹联,潮涨潮落,日出日落的意思。”
老师来了兴致:“这回我只出上联,你们猜横批。上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个……”小a和我抓耳搔腮。老师提醒道:“这是古时候,一位秀才写在一家员外门上的对联,没横批。”猜了半晌,不知何意,字面太深奥了。
我和小a怂恿老师揭秘。
老师咂了一口酒,冲口而出:“忘八蛋。有七没八就是忘八蛋!”
哈、哈!我们仨人都大笑起来,数字游戏。“五花马,千金裘。将儿呼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当一个精神狂人也不错。
年底到了。最令人头痛的是工作报告,动辄万字有余。夜深了,案上的报告已三易其稿了,我的眼睛在打架,茶泡得浓,也抵挡不住困倦袭来。我索性披衣出门散步。走上大街,一会儿便到了白房子前,此时,路灯眨着昏黄的眼,透出朦胧的光。我朝老师家望去,目光从灌木丛上爬上去,那扇窗透出千丝光曦,馨香的气息滑落进我肌肤的每一个细胞,乳一般的洗涤着毛细血管,抚慰了我整个身心,直觉有一股热热烈烈的东西对冲过来,撞击心门。在夜的幕纱下,我仿佛嗅到了玉兰的花香。我不禁从心底里生起一股钦佩之情。
一次,我去老师的办公室。大老远就听见电台的播音声。我跨进他的办公室,把我吓了一大跳,老师桌上放着一部半导体收音机,声音特响。进进出出的人都露出惊愕的神色,这是违反企业管理制度的。老师埋头写作,对旁人的诧异视而不见。他秉性如此,一向我行我素。这也罢了,他又偏按性子办事。几年后,领导终于爆发了:“你去中学教书!”,随即递上一张纸条。老师争执道:“二指宽的纸条,就把我打发了?你私人签字?开具介绍信,盖上公章!”没奈何,只得由他。老师以胜利者的姿态,跨出办公室,到中学任教去了。老师教高三语文课,他又不善谈吐,阳春白雪,听得学生云里雾里的。学生说他“哑巴吃汤圆——有货倒不出。”又是几个春秋过去了。老师退休了。旧房子拆了。爱人也与他离婚了,俩人性格长期不和。老师搬迁进了二室一厅的房子,底楼。他家的那盏灯还是熄灭得很晚,他开始从事文字研究工作,当然属于业余的“四为”范畴(四为: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只是这里房子背街,又是在底层,无人知晓。
我好久没见到老师了,据说他搬到乡下去住去了,那里空气清新。城里人住乡下很时髦。我还时时想起老师白房子的那盏灯。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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