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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八岁的时候，父亲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灵山的战斗故事；我二十八岁的时候，父亲又给我讲了一遍灵山的战斗故事，到了我四十八岁，父亲去世的前两个星期，老人家再次提到了灵山战斗。　

我的父亲王子衡一生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战功无数。但是1940年的那一场灵山战斗却使他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念念不忘，那些血肉横飞、震撼人心的场景经常在他的梦中再现，战友们厮杀的怒吼声经常在他心中回响。我明白他的意思，父亲几次三番的给我讲述，是希望我将它记录下来，将那些革命志士的忠肝义胆和如长虹般的浩气记录下来，以警示后人，慰藉先烈。而我直到父亲去世十周年祭之际，方提笔铺纸准备完成父亲的夙愿，也实在是有点太晚，不过晚总比不做的好。（以下的叙事，均以父亲的口气予以第一人称，）

1940年夏，抗日战争已经进行到白热化，日寇将主要兵力投向解放区，全力对付八路军。当时胶东军区的十四团在山东招远一带活动。6月6日清晨，日军实行“铁壁合围”，将十四团一营部分人员和团部包围。敌我力量懸殊很大，敌人约近三千人，而我军的兵力亊实上只有五、六个排，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灵活地转移出去，以避其锋芒。我当时是十四团的一营长，见情况不好马上向团部建议立即从西北方向撤退，但遭到个别领导的反对，产生了分歧，战场上局势瞬息万变，结果错过了撤退的最佳时机。

不能转移，就只能坚守，然后侍机突围。副团长宋子良对我说：“你们一定要守住，我带警卫連两个排去迂回敌人。”我说“你们能迂回下去，我们就一定能守住。”说着副团长就带着这两个排向北面山头去了。我对教导员刘依稀说：“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要是我们俩都光荣了就拉倒，谁要能活着出去，一定要给对方的家里捎个信……”　

我站起来一看東面大柳行、郝家村河套里有鬼子两三个方队，每个方队少说有两个連的兵力。前边的鬼子已爬到我半山腰了。我对侦察员说：“你们回去报告副团长，我的意见：‘现在不是突围的时候，敌人已经占据了各高地，只有等天黑了再突围，请副团长把北边山头守住，南边我们守得住，请他放心”。我瞄准了冲在最前面的一个鬼子军官，狠狠地叩响了扳机，那鬼子一个倒栽葱，趴在地上不动了，与此同时，我军占领的南北两个山头都响起了清脆的机枪声。冲上来的敌人一片片的倒下，放眼望去，到处是黄呼呼的鬼子和伪军，象大火烧了蝗虫窝，不顾一切的闷头往上冲。我们的部队也打得很艰苦，本来就敌众我寡，加上武器装备也不如人家，好在我们是居高临下，打的是防御战，还可以利用地形地貌，工事掩体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面对着数倍于我之敌，战士们打得很顽强。敌人调来了山炮，对着山头一顿狂轰乱炸，我的一营已经和团部失去了联系，我把三連的两个排调过去防御北边的敌人。这时刘依稀去了西南面的一連，我手里就只剩下一个排了。整整一个上午，战士们子弹打光了就近身格斗，刺刀见红打退了敌人的十几次冲锋，山顶上的土都被炮弹削掉了一层，到处是残肢断臂，血把黄土染成黑色，小树枝上哩哩啦啦挂满了碎肉，硝烟弥漫、遮天盖日。

下午三点多鈡敌人突然不打了。我判断敌人一定是在调整部署找我们的弱点准备新一轮的突击行动。果然半个小时后，敌人集中炮火轟击三連长吴光代领的一排陣地。经过三次反复的拉锯，阵地终于被敌人占领了，鬼子架起重机枪距高临下地向我们各个陣地扫射，整个部队被敌人分割成几个小块，连队的干部和共[chan*]党员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按照我事先的安排，以排为单位，以班为单位，以战斗小组为单位与敌人展开肉搏血战，各自择路突围。

部队顽强地打了整整一天。战斗惨烈，伤亡严重，大部分将士都拼死在阵地上。天快黑了，我身背数杆步枪和子弹带，带领残部边打边突围。身边的通讯员、司号员都先后倒下，战友已所剩无几。沿路都是同志们的遗体，左后方是政委张咨明，子弹打中了他的下腹，花花绿绿的肠子流了一地，身体已经僵硬了，右手还在直直地指向前方，依然张大的嘴里似乎还在重复他最后的呐喊：同志们，冲出去就是胜利！张政委身边就是副团长宋子良，这个成天黑着脸的山东大汉一手扶着政委，另一只手上的驳壳枪大张着机头。这两个与我朝夕相处，同生共死的战友先我而去了。在血与火的面前经受住了考验，为自己的信仰和与之奋斗的努力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我的右前方是二排长，他端坐在路边的土坎上，枪放在膝盖上，大睁着双眼，我冲着他喊：二排长，不能休息，快跟着我冲出去！我伸手去拉他，他却轰然倒地。二十岁的小伙子，还没来得及娶媳妇，一颗罪恶的子弹从他眉心正中穿过，夺去了他的生命。不能再看了，我只觉得浑身的血液直往头上涌，我面对着残缺不全的战友遗体，咬牙切齿地立下誓言：同志们，只要我王子衡不死，一定要报这血海深仇！

天完全黑透了，我带着几个战士在突围的山路上奔突，犹如困兽一般，积蓄着力量准备作最后的殊死的搏斗。这时，前面不远处一条宽阔的壕沟横在退路上，这里是最后一道关卡，鬼子在此设下重防，照明弹把整个山头映的如同白昼，子弹雨点般地扫了过来，突围的战士冲出去一个牺牲一个，几米深的壕沟里堆满了尸体。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这里，可能就是我的葬身之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我当时头脑异常冷静，仔细的观察了地形和敌人的火力，整个地形为两边是山梁，中间的一条大沟是我军突围的唯一通道，冲出大沟就算到了安全地带，可是鬼子在沟口对面的土坡上架设了一挺“歪把子”（机关枪），火力封锁了沟口，许多人正是在这里冒冒失失一露头，被敌人打个正着。我观察了一下，沟口的下方有一处洼陷，是敌人机枪火力的死角，只有趁敌人的机枪扫过沟口时冲到死角的位置，方能逃出生天。我先朝壕沟外死角的相反方向扔出一顶军帽，然后乘鬼子弹着点转移之际，纵身向目标跳去。敌人一时间乱了方寸，慌忙朝我放枪。一颗子弹击中了脚底板，我摔倒在壕沟边，身上的枪支和子弹重重地砸在腰上，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但当时的情况容不得考虑其他，我爬起来，忍着伤痛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了鬼子的包围圈，消失在重重的夜幕中。

第二天，鬼子全部撤走了。我来到灵山北的洼孙家村住下养伤，并派通信班长方广茂到灵山周边每个村子都下了通知：“凡是我们八路军、十四团的人统统到韩庄東边阮家一个小村集合。”方广茂在修家沟村见到了教导员刘依稀同志。他的神志还比较清醒，只是不能吃饭。我们俩都是受伤不能行动，只好由方广茂每天两旁跑着联系。据方广茂同志说：刘依稀同志到一連后，一連陣地已叫鬼子的机枪控制了。他跟着連长姜崇倫一块突围。路上遇到七、八十个鬼子。鬼子们见他俩手持短枪，知道是当官的，嗷嗷叫着要抓活的，将他们团团围住。他俩宁死不当俘虏，捅死了几个鬼子之后，抱在一起高呼：“中国共[chan*]党万岁！”拉响了手榴弹。一連长当场牺牲，他也昏了过去，鬼子以为他们都死了，很恼火，就把姜連长的尸体摞在他上面澆上汽油、点上火、烧了。鬼子们点着火就走了。刘依稀躺在姜連长下面，（打扫战场时发现姜連长被烧成一米多长的焦炭了）当火烧到刘时，他疼醒了，就地滚到一个小水沟里。他在水沟里躺了一晚上，第二天（7日）被修家沟的老乡救到了修家沟。他的胸部、腹部、ru*房、生殖器都烧焦了，小山村里无医无药，老乡们只能用凉水泼在他身上，以给他止痛。痛的不行了，他就用拳头砸炕说：“死了有什么了不起，小鬼子，二十年后老子还是一条好汉！”表现的很顽强。由于无医无药，伤口化脓感染，刘依修同志于1940年6月10日，也就是灵山战斗后第四天，牺牲在山东省烟台莱州市〈当年是招远市〉修家沟村，埋在村南岗上。刘依稀同志，是我的好战友、好同志，他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家中颇有钱财，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职业和安逸舒适的生活，投身革命，在敌人面前表现的坚贞不屈，在伤痛面前也是铁骨铮铮的硬汉，这是什么精神？这才是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精神，这才是青山到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精神　。只可惜后来这样英勇的革命烈士被人说成是战场失踪，下落不明，有投敌的可能，其本人和家人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直到五十多年后，刘依稀同志的女儿找到我，我出示了关于刘依稀同志牺牲情况的证明，才终于还历史一个清白，刘依稀同志的英灵才得以安息。　

灵山之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说实话，敌人是消灭了我们许多有生力量，表面上看打的我们一个营只剩下半个连。但是，在敌人兵力大大超过我军，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选择投降，没有一个人胆小怕死，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用一腔热血和鲜活的生命挡住了敌人扫荡的铁蹄，这就是中华民族铁血脊梁里流淌的一缕忠魂，有了他们，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什么样的危机不能化解，什么样的坎坷不能扫平？什么样的乾坤不能扭转！　后来打扫战场时发现灵山战斗中的一百多位烈士都是身体倒向突围的方向，这足以证明，烈士们都是在冲锋的路上饮弹而亡，他们都是英雄，没有一个孬种。他们才是真正的共[chan*]党员（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并没有入过党），英雄不死，他们的名字将永垂青史，他们的精神将浩气长存，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后记：

那个缠绕在心中多年的故事讲完了。死里逃生的父亲本应去医院养伤，但他认为部队遭到重创，收拾残部重建队伍才是当务之急。因此拒绝与其他伤员一起后撤，在与上级失去联系，无人指派的情况下，主动挑起收容部队的重担。父亲带伤组织大家四处打探、联络，几天的时间集合了50多人，编成一个连，建立了支部，配备了干部。在父亲的努力下，与上级取得了联系，就地发动群众，扩编部队，在边区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部队逐渐恢复了元气。一只共[chan*]党领导的八路军队伍经过了火与血的洗礼，涅槃重生，火红的战旗又飘扬在胶东那崇山峻岭的苍松翠柏之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