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最不喜欢在凌晨酣睡时，被母亲急促惊慌的音调叫醒，且叫声里还有一种无法掩饰的欣喜。

“草儿，快起来，东地放荒儿了，快点儿啊。”

我还沉浸在美梦里，就被母亲连拉带拽地从床上给轰下来。我只得极不情愿地穿起衣服，揉着发涩的眼睛，打着呵欠，魔魔怔怔地找着拾荒的工具——耧耙，绳子等，领着同样噘着嘴巴没睡痛快的妹妹出了门。

这样的早上，母亲要是去，她那么能干肯定比我俩拾得多，但她得留在家里给一家老小做饭，然后还有更多的活儿等着她做。

天，昏苍苍的，几颗稀疏的星星在天边眨着困倦的眼睛，有点冷，我不由得缩了缩脖子，四周很静，只听见这家那家“咚咚咚”地相继拉动门闩开门关门的声音，和向着天空“汪汪”的几声清脆的狗叫，此起彼伏——别人也都知道了放荒的消息。所有要去东地的人们都扛着家伙，从四面八方如潮水一样汇合到一条路上了。人人都来不及梳洗，个个蓬头垢面、无精打采的。我常常纳闷：大人们刚从被窝里钻出来，咋这么快就知道了哪块地要放荒儿呢？

我宁愿他们都不知道，让地白白荒着，那样我就可以在凉爽的早上美美地睡上一觉了。

远远地，在浓如白乳的雾气里，看见人们黑压压地散在光秃秃的东地里，或弯腰、或蹲地忙活着，我们也快走几步融入其中。

不只我们庄的，方圆几里地的人也来了。我更奇怪了，这消息长了翅膀？

我一边快速地捡拾，一边询问身边的外村人，原来我们村里有他们的亲戚，哪块地刚收割过，四下的人们清楚得很呢，他们互相留神着，闻风打听着，谁也不愿错过这个捡便宜的好机会呢。

这便宜我却不愿捡。不是我偷懒贪睡，是因为我很清醒、每个人也都明白这里面是没有多少“便宜”的。

放荒儿，就是生产队长带领群众把一块地的庄稼收完后，这块等着下一茬播种的地等于暂时荒（托管）了，生产队长就大方地发出命令，准许人们随便进地“拾荒儿”了。

别人都在以“家”为单位，精神振奋、风风火火地“做争抢状”。　此时抢到手里的就属于自家的，这是光明正大的捡拾，没人敢来干涉的，这份自由是难得的。那种投入和疯狂，如抢珍宝，整块大地上充斥着你争我夺的紧张气氛，犹如晨雾弥漫，更如“蝗群”进地，一扫而光，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白天给队里干活时，尽管为了挣工分，每个人都干得很麻利，但缺少了现在积极主动的劲头，就像自觉学习的学生和被老师逼着学的状态，是大不一样的。我既然来了，也不能袖手旁观吧，否则会被别人当“傻子”看的，而且空手而回，不仅混不嘴里饭，空了一夜的肚子里的五脏六腑也不会答应，还会被在家等候我们满载而归的母亲骂的。我和妹妹小手不停地东抓西挠，“左右逢源”，把浸着露水的湿漉漉的麦秆抓起来，攒成一堆。嫌手不济事，还拉起耧耙像梳子一样从麦茬上耧过，那静躺了一夜的麦秆，就乖乖地顺着耙子跟我们走了。

又累又饿，满野的晨霭散尽，东边的太阳已经露出了小半边脸儿，土地和着露水弄脏了每个人的手脚和裤腿，手指头被麦茬扎破了口子，生疼生疼的。望着田野里堆起的大大小小的麦垛——那是每家的收获。我没有多大的喜悦，因为那软绵绵的麦秆上，是没有留下多少麦籽的，除了带回去多几把烧火的柴用。

昨天被全队的人们经过割下、装运、耧过等几道工序，经队长鉴定符合“颗粒归仓”标准后的麦田里，哪还有那么多的麦籽留给人们呢？

玉米地的放荒也是一样，被掰后的地里，玉米棵如缴了枪支的士兵，空落落的，衰败颓唐地立在田野里，又像一群穿着破衣烂衫被风吹得“哗啦啦”响的“叫花子”，那架势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我们都一无所有了，休想从这里得到什么。我们这头跑那头，这垄摸到那垄，也许会溜到几个被收割的人们忽视的“小雀头”一样的棒子，但最多的是摸索出几个被秋虫和田鼠啃噬后的秕包，掰回去喂鸡鸭。

我常常用“狗咬脺泡空喜欢”来理解人们的拾荒是“瞎忙活”，但被饥饿折磨着的人们，哪怕从公家的田里捡走一穗麦子，一棒玉米，一块疤瘌红薯，对于自家都是一个额外的收获，饥馑的年代，没人会拒绝这份收入的。

如今，土地早分给了各家，高高粮仓里囤积着的“陈谷子烂芝麻”，总也吃不完，各家都是毛毛草草、粗枝大叶地收割后，就拉着大车小车排着队去镇上卖余粮。我的父老乡亲们，谁也不会再想起当年那份火热的“拾荒”场面了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