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首1045年。当时滕子京恳请范仲淹作《岳阳楼记》，自有道理，他认为山水没有楼观登临不为显著，没有雄才巨笔不足传远，这样，能称《岳阳楼记》的作者，就非范仲淹莫属了。然而，范仲淹对岳阳楼不曾实地登临、亲临其境，人生地疏，何以为记？不忙，滕子京考虑周详，特意寄图一幅以备参考，捎上《洞庭晚秋图》，并《求记书》一封。　

人们不禁要问，滕子京何许人？究竟意欲何为，范仲淹能解其意吗？凭着一幅画图能展现雄才巨笔吗？

原来，滕子京与范仲淹是同乡同榜进士，志同道合。滕子京在范仲淹的举荐下，先知泾州，后知庆州。在庆州任上，滕子京被诬告擅自动用官钱十六万贯，被贬谪到岳州当知府。当此之时，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改革失败，也被贬邓州。接到滕子京的《求记书》，不免摇首又颔首，闪动深不可测的眼神，他想，这个滕子京啊，自负大才，为众所嫉；愤激怨艾，屡见辞色，这是官场大忌、致祸之源！加之平素豪迈自负，不受人言，难保运途多舛，何不趁此规劝，正是时候！

范仲淹心底，深知滕子京为官处世之道，他对滕子京的爱护和规劝，也是作为好友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佩服滕子京的才华胆识，历经磨难而不衰的人格志气和励精图治的政绩。他治下巴陵郡两年，已是百废俱兴，政通人和，可见不是等闲之辈。但内心深处，滕子京对身前遭遇耿耿于怀，企图寄情托志于山水楼台，正如他自己所说：待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所以，范仲淹把对朋友应尽的义务，悄悄融入笔底。思索已定，坐下来，拿起笔，抖了抖手腕，开动数千年智慧，在文明的天空上擦亮一道炫目的闪电。

我们如果咀嚼范仲淹当时创作意图，构思情景，运笔技巧和艺术心理，应当别有滋味。

滕子京把写作任务托付给并未到过岳阳楼的范仲淹，如果为了歌功颂德，并无不妥；倘若是为登临赋诗、为景观传远，这又未免尴尬。试想自古所记，大抵是触景生情，才能文思泉涌，佳作迭出；仅仅凭借一幅图画，无中生有，那么，作者的思路不会被绘画者的视点、侧重和思路所局限、束缚和制约吗？能新意迭出、独具匠心？这一点，作为文豪，纵论山水，范仲淹懂；作为名宦，历练人情，他更明白。于是，巨笔纵横，篇成。

我们发现，人们欣赏这篇奇文，总爱注重文字浅表的语感，倘若更深入一些，却把一个个片段孤立看待，而且说得那么有滋有味，煞有介事，就像女人谈论女人，眉毛怎么样，眼睛如何，嘴唇大小是否适当等等，而不是从整体协调及其所蕴含的气韵来欣赏。肢解形貌就不成其为美人，分化文章就不成其为佳作，如此一来，这篇文章理所当然被看作了散文体。但当你沉浸其中，整体把握，便会深感惊讶，原来竟是一篇杂论!沿着议论逻辑，我们不难看出，这篇范式独特的文章隐潜如下种种弦外之音——

(一）　你滕子京为官被贬，身处逆境，然奋发有为，振兴百业，重修岳阳楼以明志，可喜可贺，嘱我记下这一盛事，我将欣然命笔。

然而洞庭胜景，前人记述殆尽。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等诗文字字珠玑，如“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本人难出其右，只得谈谈洞庭湖千变万化的大观，给予历来被贬官吏、落魄文人的喜怒哀乐。

当他们仕途通达、命运亨畅时，览明媚阳光，享清风，赏皓月，其喜洋洋；看滔天巨浪，激情昂扬，心潮澎湃。当他们仕途淹蹇、时运不济时，倏然变得烈日焦心，望月思归，风惨惨、雨戚戚、愁兮兮，忧思如焚，满目萧条。

这显然不是古仁人的思想感情啊！他们处变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忧后乐，忧君忧民，我们当尽力朝他们靠拢。望你滕子京好自为之。

（二）　你滕子京恃才自负，心高气傲，不肯委屈自己。有了点政绩，着意标榜，强龙出头，不然何致今日境况！你这免不了和往日那些失意官吏、落魄文人的心态，殊途同归。

那些迁客骚人心态如何？失意之时，山穷水尽，满目凄惨；顺心之时，海阔天空，得意忘形。

这与古之圣贤判若天渊。古之圣贤不会身被物役、心为物累。他们为国为民，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才是你我正道，你也不要为些许政绩沾沾自喜，念念不忘。你我同病相怜，当追慕古人，携手共进。

（三）　你我同遭贬谪，然而你身处逆境，依然为国为民，矢志不渝，政绩斐然。借重修岳阳楼之际，理当记之。

面对洋洋大观，感慨系之。洞庭湖宽阔浩荡，衔山含岳，吞吐长江，如同你我胸襟。而历来迁客骚人，或以物喜、或以己悲，哪堪与我们相比！我们胸襟抱负可追古代圣贤。古代圣贤能出离悲喜，是因为心系天下，先忧后乐。写下这篇文章与你共勉，相信皇上圣明，明鉴我们一番苦心！我们将不负皇恩，好自珍重，再当努力。

…………

但绝不能直观字面直裸裸理解为——滕子京被贬之时，政绩斐然，重修岳阳楼嘱我作记。看巴陵胜迹处处、佳句丛丛，不复言说。鉴于洞庭四通八达，会聚四方迁客骚人，他们心态各有不同。烟雨迷蒙的情景，则会触发他们身处困顿的心境，顿生满目凄然；风和日丽的景象，则会引动他们平时得意人生之欢，骤感其乐无穷。古仁人显然与之不同啊，他们不会因为环境佳，心情就好；环境劣，心情就差。也不会因为人生顺畅，心喜；事业坎坷，心悲。如果要说他们还有什么悲喜忧乐，那就是，天下存忧，他们已忧；天下全乐，他们才乐。这才是我的榜样。

这样一来，对迁客骚人来说，景观的明与暗决定了心情的喜与悲，而喜与悲牵出得与失。或者说，景观优美，人生得意；环境阴晦，人生失意。这完全是逻辑上的生搬硬套、颠倒错乱。假设出现如下情景，他们将怎么办？一、仕途连升三级，马上去游洞庭，岳阳楼上恰见狂风暴雨。二、一言不合，灭门九族，身披枷锁，路过洞庭，这时正当春和景明。

该喜还是该忧，无所适从，还请范公明示。继续理解为第一种情景为忧，第二种情景当喜，料想古仁人也必发话：不是迁客骚人疯了，便是读者诸公疯了，不是读者诸公疯了，便是范文正公疯了；抑或全疯。

宦海沉浮，波谲云诡，范仲淹乃一代文臣，无疑塑造了一个复杂的内心世界，历练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文笔，我们很难从字里行间准确窥视他内心隐秘，远远不像屈原那样，在《离骚》里展露一颗滚烫炽热的心、上下求索、忧心如焚，真实性情袒露无遗。范仲淹则不然，他是真正宰相度量，喜怒不形于色，深不可测。由此比较，也可看出文学天才的脆弱性——屈原投江了，把后无来者的文思带进水里去了；也可以看出政坛天才的圆通性——范仲淹成了北宋第一名臣，先忧后乐的口号千百年来一直在政治的天空回旋。我们易于窥视的，倒是范仲淹圆熟的构思技巧，然而，如果艺术以游移不定的心灵做土壤，或者离开心灵，终难成其为真正的艺术。如此道来，难道敢怀疑这篇脍炙人口的名篇是他的心灵之作吗?

其实，历代称颂《岳阳楼记》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基于选景的艺术描绘，一是

呼唤困境中的人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是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口号。或许还有一个隐性前提：改革的胆识，耀眼的官职，超拔的文采。后辈面对以道德，政绩，文章名重天下的北宋第一名臣，观点无论雅俗，也只能是仰望的角度，刮目相看的态度。试想该篇若是出于布衣之手，恐怕难有那么多不遗余力的审美吹嘘了。如同李白“眼前有诗题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之于《黄鹤楼诗》，王勃自告奋勇运笔的趣话之于《滕王阁序》，都在加强传播作用。

但代代不遗余力的审美，毋庸置疑确证其价值的存在、生命力的强悍。范仲淹摇动巨笔，避实就虚，扬长避短，善于藏拙，以岳阳楼为由头、起点，信笔写来，不拾人牙慧、道人所道，刚一入题就另辟蹊径——从“心态”着手。他深知如若不然，难以超越前人。笔锋轻转，就停驻迁客骚人忧乐心态上。他当然明白“物以情观”的道理：“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此时，按照迁客骚人“以物悲喜”性格的思路，大胆取舍，择取典型。即“悲”的时候，在阴雨天气和晴明天气之间选择前者，“喜”的时候则取后者。——当然省略了“悲”中晴日“喜”中阴雨的摹写——这无损于作品的完美，相反增加了文章的艺术。这种互文手法更集中、更经济地表达主题。接着与古仁人一对照，结论就出来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更为高尚。照理说，文章该就此结束，但作者言在此意在彼，更高的目标等待呼唤出来。笔调再度陡转上升，设问一句就攀上新的高度：何时而乐？——先忧后乐！情感与主题在巅峰突发了耀眼的光华，如旭光喷薄，如佛光普照，让人醍醐灌顶。终篇水到渠成回转到对滕子京的隐隐劝勉，与篇首遥呼。如果你觉得文章韵味很美，不妨把它设想为一曲旋律：轻柔的序曲缓缓响起，接着明亮与粗重的音调进行切换，升至高[chao]部分的昂扬开阔状态，倏然归于结尾的柔和宁静……

裁剪连缀，得心应手；捡石攻玉，举重若轻。技巧之佳，匠心独运。

在虚美的意境里神游，有时理性的翅膀悄悄飞进艺术的天空，不免有蓦然惊醒的感觉——被困惑惊醒。譬如，把本文比作音乐，而音乐可以还原为画面，本文一个个片段显然是零散的截取，它浑整统一吗？更何况作者明确表示在对比心态，最终归结于道德。艺术价值在这里是如何同伦理道德价值相通的，能相通吗，如何相通？又譬如，“霪雨霏霏”的悲态，能看作迁客骚人得意时的心情吗，“春和景明”的喜态，能看作迁客和落魄文人的意态吗？文末的抒情议论之笔，是承接悲喜两景而发的，按顺序，似乎更应该这样说，“不以己悲，不以物喜”，“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居庙堂之高则有其君”，“退亦忧，进亦忧”。不过，也不必从纯技巧的角度来解释，互文等文学手法本来就打破了正常的逻辑！

就写景而言，范仲淹善于从大处着笔，抒写开阔雄浑的景象。如“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渔家傲》），何其悲壮苍凉；《苏幕遮》词“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写天写地，明朗旷远，愁起秋思，意境之美，化到《西厢记》里去了。于是我们看到他写洞庭湖阔大水势用了“衔远山，吞长江”，凭着惯性，赞不绝口，我揣测范仲淹当时凭着一幅《洞庭晚秋图》和想象，写下这句话，心中底气未必很足。毕竟没有登临岳阳楼台眺望，“衔”表小巧还是阔大，看见远山被衔，还算阔大吗，说山倒影其中，真能看见吗？至于吞吐长江，颇有动感和气魄，但肯定不是远望的结果。自古大师写景名句，由视觉带入想象，由实入虚，逐渐完全沉入意想，才不脱离艺术的真实性。毛泽东站在黄土高原上说“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是眺望到想象的结果，合乎情理。“波撼岳阳城”也是。完全脱离躬亲的间接经验给人的感觉，总不那么厚实、灵动和滋润。另有，范仲淹说“薄暮冥冥，虎啸猿啼”，倒使我一下子从洞庭平原腾身到巴东山地听取古代民歌：“猿鸣三声泪沾裳。”

就抒情议论而言，范仲淹的声音较之于他人格外响亮，所标榜的高尚情怀和伟大抱负最乐于为人称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令人由衷神往，而凡夫俗子能达到这般修为吗？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外物触动内心而起变化，无可规避。人总是有追求的，追求的动力源于内心的欲望；追求是有成败的，成败决定悲喜，这是客观的，由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决定的。既要确立追求，又要消除欲望；既要有所追求，又不允许悲喜，社会伦理常常把人至于矛盾之中、否定之中、悖论之中，叫人无所适从，然后就出现崇高，然而这里的崇高不知究竟来自哪里。其实真正的智者、圣贤并非没有悲喜，只是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喜怒不形于色，这更适于为官之道，如果用之于普通百姓，是欺他或自欺，善意的或恶意的；或者说阿q精神。

先忧后乐的提法委实更值得玩味。范仲淹以道德名重天下，我想，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感动了天下。但我至今无法理解这句话是用来要求别人的，还是督促自己的。我不怀疑古仁人中有那么几个确实督促了自己，而且那么做了。除了这几个，会有更多吗？作为最高统治者，或者比下高一级的统治者，恳切希望治下有这种抱负的人越多越好，他们奉献和牺牲愈多，社会愈加稳定和谐，对统治愈有利。我完全相信范公道德品质的崇高，推行“庆历新政”已然说明这点。但当我们迷信这种呼喊的神圣时，为了更辩证，不妨看看范公的人生花絮。

如果信奉“文如其人”，我们就会想到范仲淹的丽语柔情：“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苏幕遮》）；“都来此事，眉尖心上，无计相回避”（《御街行》）。《西溪丛语》记载范公好乐籍，题诗：“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当然，征歌顾曲、眷恋歌妓，是当时达官贵人的一般生活习俗，不足为怪，不必苛责，然而我们容易记起当代曝过光的某位高层纪检书记，一边搂着女人，一边瞄着电视里正在作反腐倡廉报告的自己，女人大惑不解：怎么作报告的那人与你如此貌似！这位官员得意之极地炫耀问道：作报告的人潇洒吗？

如果不信奉“文如其人”，那么对先忧后乐的口号当作何解？

说《岳阳楼记》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佳作，当之无愧。它不但给我们创立一种介于散文与杂论之间的独特文体，不着痕迹；同时留下经久难改的道德教义。在他耀眼的光环之下，代代人不遗余力地进行接力审美和集体审美，这个过程无疑是很美的。

回首了过去，又回到了现在，当某种道德教义的声音重复响起，那么贫血苍白、单调乏力，直到腻烦时，我们不禁在心底反问：你是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