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没打算和商业女人打交道，因为清高一旦沾上商业就成了附庸。附庸就附庸吧，关键是附庸不到一块去。比如干姐，过去一个每天提着饭盒到车间蒸饭的女人，原来也是才女。现在成了富甲一方“资本家”，我便断绝了和她来往，她也没打算和我再来往，毕竟时过境迁了。我想不清高都不行。圈子变化了，人也情感及社交对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梅姐也一样，过去他是哥的好友，大约好到相见恨晚这一步。现在，要是哥去她的酒店，虽说好酒好菜招待，聊天时往往会聊到做生意，鼓动哥投资，也许哥会说：“我有原始积累吗？”。她也会说：“事在人为！”好像遍地是黄金。成功女人坚信的是这样一句话：既使我现在一无所有，凭着我的社会资源，我也会东山再起的！后来哥也索性不到梅姐的酒店去了。小人物有小人物的生活，活得自在，不至于累得慌。

不过，商业女人还是魅力无限的。毕竟身上穿的是金丝银线嘛。一次，我和妈去步行街。我随手一指前方200米远处：“那就是梅姐的酒店。”妈执着要去看梅姐，表情很复杂，那意思是：她差点成了我的儿媳妇了！没奈何，只好领着妈前往。结果，遇上节假日，酒店关门，错过了际遇。人生际遇就是这样，也许她嫁给了你儿后，未必就能像现在这样成功？婚姻也好，际遇也好，不能叫错过，人生无定势。

原来，我也不知道梅姐在从事酒店业。一次，她去当地街道缴费，无意间打听到我的电话，执着地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请我携办公室几个人去酒店吃饭，末了一句：“不见不散哈”。给我撑脸面。我去了她那富丽堂皇的酒店，几十个着一色服饰的“村姑”，正在端着盘子忙进忙出。想到梅姐这个老美女，每天把这群“村姑”召集在一起，站成几排训话，不觉暗自好笑。一会儿，梅姐干练地从外面回来：“给女儿开家长会去了，来晚了。”不用问，这是她和现任丈夫生的孩子。梅姐这个快四十有五的人了，坐在小学教室里，和一群二、三十岁的家长们坐在一起，感觉良好。

席间，梅姐陪过几巡酒后，抱歉地笑笑，抽身离去。总经理嘛，一方小天地，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能陪上我坐上一会儿真是莫大的礼遇。大家聊起梅姐这可人儿，一片称赞声。突听有人说：“她老公还要强得多，房地产公司副总裁！”再一说，梅姐夫君的名字，立刻把我带往童年的时光。原来，她夫君和她是一个厂子里的，姓汪。我认识。真是人生无处不是缘！

多少年前，哥和梅姐是一个厂子的同事，同是热血青年。偶尔暑假，我便穿着短裤衩，背着书包，搭乘火车，由人捎带去哥的厂子里玩。那个厂子是一个夹皮沟，厂子相距有八里路远，中间有一条公路，顺着山的绉褶相连。哥和梅姐在这头；汪住在那头，那时他早已结婚了，且有一个小女。这里重庆人和北方人各占一半，汪是北方人。平时，来来往往全靠自行车。那时，业余生活，相当枯燥。哥，一个单身汉，且又喜欢广交朋友，没事就骑着自行车，后架上带着我，两边飞跑。每月单身汉们都要打几次平伙。记得一次，单身们打平伙，在乡场上买了两只土鸭和十多瓶当地产的桑椹酒。鸭子由我提着，穿着小裤衩跟在后面，兴高采烈，屁颠屁颠的。单身汉们刚将鸭毛褪去，突遇一场暴雨，山洪把自来水管冲断，停水了。没奈何，就用雨衣在屋檐下接水，接上几大盆，由我用明矾在水里搅拌。一大锅姜爆鸭终于出锅了，大家围坐一团吃得颇香。也许是桑椹酒，太甜、太爽了，且度数不高，我便一杯接一酒地喝，似醉非醉的时候，就给单身汉们唱歌，引得他们一片笑声，几乎成了他们的“味精”了。

虽说是穷作乐，汪可没这种乐趣，他是有家的人。也许是地域差异，北方人不像重庆人爱聚在一起。他的乐趣就是利用星期天，在平房外面搭一个金银花架，遮挡强烈的阳光。夏夜来临，他便独自摆上一个围棋盘，自己一人打棋谱。夜深了，北方女人小声催促道：“该睡了”。他还目不转睛地盯住棋盘：“你先睡吧”。他是厂子里的工会干事，围棋功力，在厂子里永远是第二名，哥是第三名。他有一本笔记。哥借来让我抄，上面是些蝇头小楷，诸如：马克思回答女儿的二十句话、缪敏写给方志敏的书信。我觉得在这个夹皮沟里，给我开了一个小小的天窗。汪从没有怀才不遇的感觉，也没有不安于现状的情绪。他很闷。梅姐可不一样，老爸是同行业的副厂长，分配来的时候，是把厂子作为跳板，她一心想回重庆。整天风风火火的，工作是哪儿清闲往哪儿钻。一次，大家上班去了，领导安排她看管一个孩子，她就坐在单身宿舍楼下，一边织毛衣，一边看孩子。那时，我独自在二楼走廊上玩。梅姐闷得慌，就喊：“小兄弟下来耍噻”。我只是笑笑，就是不下楼，好像懂得男女有别似的。有时，哥中午下班回来，她也不顾及别的单身汉的感受，扯着清亮的嗓子喊哥的名字：“下来，给我照看一会儿娃儿。我去食堂打饭去了。”纪律对她没约束力，连同爱情。梅姐是在和男朋友爱情拉爆之后，凭着她老爸的关系调回重庆的。回重庆后，她很快和人结了婚，男人相貌不错。梅姐和汪虽同为一个厂子，这辈子是八杆子也打不到一起的。原来的梅姐和汪，在一个厂子里，除了照面时打打招呼，再也没别的了。况且，汪比梅姐大好几岁。汪守旧，梅姐开朗。

九十年代中期，汪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他跑到市内来应聘一家房地产公司办公室主任。录用后，没隔几年，顺理成章地成了这家房地产公司的副总。也许是环境的变化、社交场合的变化，汪和结发妻子离婚了。这档子事，多得就像杯白开水，让人无法品出个中的味。两年后，梅姐也离了婚，在一个地方开了一个小餐馆，生意过得去。哥后来在长江边上跑船，有时，下得船来也常去梅姐那里喝点小酒，一来照顾生意，二来怀怀过去的旧。据说，汪与梅姐结合，还是哥当的月下老人，牵的红线。其实，哥也是义气干云。他应该像央视的金龟子刘纯燕似的，说好了是给别人介绍对象，走着、走着，在半途中，改变了主意，毛遂自荐，把自己推荐出去。那梅姐的生意也未必有今天这么红火。

梅姐和汪结婚后，关掉了小餐馆。在闹市步行街繁华的地方，新建了一家酒店。地皮是老公批转的划拨地，收费十年不变。旁边的房屋租金达到了每平方米80元了。梅姐的地皮收费标准还在原地踏步。梅姐岂有不爱老公之理？岂有不幸福之理？

梅姐什么时候都觉得自己是敢吃螃蟹的人。商业利益和婚姻结合在一起，许是强强联合吧，爱情多一层意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