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朋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性质作出过判断:后封建时代。出言不无偏激之意,但也大体可以说明当下的一些特点。
但我对这一说法持有着谨慎的态度,并非是指这一说法完全为无稽之谈,主要在于论者言此,话语中还隐含着着精英与启蒙的立场。简单点说:太把自己当知识分子,太把知识分子当一回事了。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也是缺点就是忧患意识,其实西方知识分子也有批判的传统,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强调社会责任感,强调普渡众生,把自己当作了社会的良心甚至上帝。
这样的知识分子无形之中落入了下层,因为他们潜意识之中总以布道者与精神领袖自居,就象鲁迅,早期念念不忘改造国民性,后期更是难以心平气和,文章充满了火药味。平心而论,鲁迅只是小智小识,缺乏大智慧,比如他对隐士这一群体、对庄子精神似未真正了解。正因为此,鲁迅是可以被利用的,他有充当打手的潜质,事实也是如此,可能他并不情愿但后来确实被绑上了革命的战车充当起打人的大棒。
鲁迅的悲剧也是知识分子的困境:如何避免被政治绑架?因为一旦被政治挟持,其作品的精神高度就难以保证。
相似的悲剧还出现在杜甫那里,他总不能忘情于致君尧舜,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老杜似有些偏执症,念念不忘其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但事实上,历史进程并不因为他这个小人物而发生丝毫的改变,该动乱还是动乱,该血流成河还是血流成河。而且老杜的忠君爱国屡屡让后人效颦甚至贴上政治标签,成为了正义化身与伦理楷模,也成为了打击对手的有力手段,睹此情景,老杜在泉下恐也是哭笑不得的。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思想的专*制随时可能发生,尽管并非作者本意。
历史地看,只有几个人真正拥有般若智慧:庄子、陶渊明、慧能、东坡、曹雪芹。所谓大智慧,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的救人救世只是欺人之谈,其举动是徒劳的,社会与历史不会因为知识分子而发生改变,因此知识分子应该放弃救世的谎言,将主要精力放在自救、自度上,陶渊明觉今是而昨非,不仅否定了儒家救世救人之谈,也否定了一切实用与功利,因此能悟出“此中有真意”,也能消除生与死的恐惧,“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近年,李泽厚、刘小枫、高行健等一批海外知识分子亦开始了思想转型,李泽厚曾发表告别革*命的宣言,高行健也放弃了启蒙的立场,这都是有深刻用意的举动,因为启蒙与革命都是用一种强势的言说号召大众响应,也即获得他们的心理认同,这样就无形之中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了别人,于是就出现了用新的奴化反对旧的奴化,用新的洗脑代替旧的洗脑的荒谬现象。
第二、放弃一切世俗的荣耀,直指生命的本真。庄子是历史上第一个把一切都看穿的哲人,他拒绝楚王的官员,不想做失去自由的神龟,嘲笑想不开的惠施,真正做到了弃天下如敝屣。慧能和庄子一样,对唐中宗与武则天的征召圣旨不屑一顾,远超出那些自称翩翩一只云中鹤,但飞来飞去宰相家的俗人,慧能的可贵之处还在于除了言语与理性,他认识到悟性可以抵达不可名状之处,算是对庄子们的言意之辩作了一个解说。
第三,超越狭隘的民族与种群,甚至淡化人类与动植物的差异。鲁迅后期转老马学说,用阶段立场分析社会现象,思想遂只能入小乘境界。而大智慧必须要超越阶级、人类,成为普世价值,要有凡物都可成佛的胸襟。
第四、既然否定了一切,那么,人生的意义就只在当下。 一般而言,利禄尚可去除,但知识分子却难于除去好虚名之累。即便不好虚名,也还希望能有几篇文章在身后流传,被后人记住,总之,还是没有彻底想开。曹雪芹骂文死谏、武死战,算是把万事万物放下了,人生的意义也只是宝玉口中的“过一天算一天”,“死了就完了”,宝玉的这些疯话其实可视作高士、逸士的宣言,在高人的眼中,只要将每一天过出诗意,过得心安理得、无所挂碍即可。使我有身后名,不如樽前一杯酒,大意也是如此。
说到这里,想起了过去一段经历:
一个学佛的人说我有慧根,声称要度我,他说学佛会象六祖慧能一样肉身不腐,以此来诱惑我。但,在我看来,依慧能大师本意,哪在乎什么肉身传世?后世不肖弟子拿出来欺逛世人,以为学佛可成佛,可升入天国,可长存肉身等,到底不解六祖本意。
当我说完这些,学佛者遂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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