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家最难办的事绝对是“酒宴”。
儿女谈婚论嫁要操办“喜宴”,以祝福新人白头到老、百年好合,也为今后家族添丁放个响炮;丧事白事要操办“丧宴”,以示对逝者的缅怀与敬重;乔迁之事,按中国传统,便要操办“乔迁之宴”。
众多酒宴中,惟“乔迁之宴”最难定论。无论是对主人方还是对客人方来说,这酒宴的味道尝起来总有点“酸涩”之感。
正巧,正月十二祖父操办乔迁之宴。老一辈的思想总是“往家里拐”,对当下的酒店宴席避之不及。一是为了节约成本,二是为了收回成本。
酒宴当天,祖父便要我充当“收营员”,并要在每一个红包上写上来客的名字。
这绝对是一件苦差事。
中国人对钱一向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而我又被推到了这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的风尖浪口。面对来客的热情,又羞于做这种“伤感情”的事;不做吧,又对上头无法交代。为求两全,只能来一个红包,便躲进偏房内“偷偷摸摸”做起事儿来。
好容易折腾了一天后,祖父端着一碗老黄酒轻叹道:“我早说了,办酒宴,定是只亏不赚的。统计一下(红包),与成本还相差600块钱呢……”祖父沾了一口黄酒后接着说:“当初听我的,就自己家几个人凑一起热闹一下,就不会做这种亏本生意了啊!”
祖母则在一边唠叨着哪家的红包包少了,来吃的人却带得最多;红包不少的,吃的不多,最后却带得最多……
所以,统统算起来,自家最难办的还是酒宴,酒宴当中吃得最不是味道的还数“乔迁之宴”。主人吃得“心疼”,客人吃得也“心疼”,就独那些红包包的少的,带来吃的人却多的,算是在吃上“赚”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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