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赵本山及其弟子与小品”的评说，不能抛开使其成长的“二人转”。而“二人转”这种地方剧种本来就有其“地域性”与“通俗性”的特点，因而具有很强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表现在其历史的“土生土长”，也深深体现在剧种内容与形式的“粗、俗、野、荤”上，它就是民间“俗文化”的一个种类。

尤其是流行于东北地区的“二人转”，在赵本山出道之前，甚至还算不上“中国文化”的“一类地方剧种”，怎么在赵本山成名之后，就非要让“赵本山及其弟子们”从“二人转”中提炼出的小品来承担“中国主流文化”的理念呢？“赵本山及其弟子们”接受过“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系统培养吗？“二人转”小品受到过“现代西方文化”的熏染与检验吗？

与其称谓赵本山是“表演艺术家”，不如更为确切的说“赵本山及其弟子们”代表的“二人转”小品无论出现在县城、乡镇还是中央电视台，都还没有脱去“地方农村剧种”的骨质与外衣：“以俗为主，以丑为美”是它的“艺术生命”；“插科打诨，戏谑调侃”是它的“镇剧之宝”；“搞怪造丑，夸张滑稽”犹如“一旦一丑”里“丑角”身着的“不伦不类”的花衣衫与脸谱的造型——以越不循常规越为美。

然而，就是靠这种超越常规的“扭曲变态”的人物形象与“低俗不堪”的“调戏对白”，却迎合了那么一大片“丑陋”的“愚民”的“垃圾”口味。而且在表演现场，演员和观众还可以互动，甚至让“台上”与“台下”的人群不分“你我”与“彼此”，难道说这不是一种“主流文化”长期压制下的“叛逆之美”吗?

如果说基督教对西方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东方的文化动力就是来自于主流权贵的宠幸，所以才有了“焚书坑儒”又“独尊儒术”。在“现代等级社会”，“文化魅力”的散发不是靠文化本身而是靠“人的魅力”来带动，似乎也早已成为“文化现象”的一般规律，所以才有了“严凤英与黄梅戏”，才有了“常香玉与豫剧”，有了“名人形象代言”，有了“包装与造星”。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受制于政治，离开了政治的宠幸，文化似乎就像丢失了“灵魂”的僵尸，只能“苟活”于更为远古的“鬼魅世界”。而开明的政治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允许百花同时开放在同一园中争奇斗艳。“二人转”可以算为这座百花园中一朵带刺的“仙人掌”，而不是“古墓”上盛开着的清丽芬芳的“夜来香”。

无论那些“道德家”与“文化君子”们对“赵本山及其弟子们”的“二人转”小品多么深恶痛绝，都剥夺不了这种“愚乐”的广泛的群众基础。如何让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走出他们的“局限性”，这才是我们应以深思的历史与现实的沉重命题，而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口诛笔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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