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中国近代史上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从1850年的金田团营到1864年的天京陷落，这长达十几年的辗转战争，最终败于清政府之手，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学界有范文澜的“时代决定论”、罗尔纲的“军师负责制遭破坏的结果”和茅家琦的“缺乏第一流的战略家、谋臣或武将”等几种观点。[1](p211-212)在此我仅谈一下太平天国由盛世转向衰落的标志性事件—天京变乱，我认为天京变乱发生的深层原因则是天国的神权与皇权的二元体制。

天京变乱发生于1856年秋到1857年6月，起因是杨秀清“逼封”万岁事件开始的。除此之外，其他诸王与杨秀清之间的矛盾借此机会也爆发了出来。

其实，洪、杨二人之间的矛盾因子在金田团营之前就已经埋下了。1848年初，冯云山在紫荆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回到广东设法营救，拜上帝会一时失去了主持人，会众发生混乱。在这紧要关头，杨秀清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虽然杨秀清为此做出了贡献，但是以此埋下了矛盾的隐患。“天父”是拜上帝会信仰的最高主宰，它的体现者在人间本来只有洪秀全一个人，而杨秀清代“天父”传言，使他从此在宗教上取得了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最高宗教地位，这是有违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的初衷，后来由于洪秀全粗暴对待妃嫔和女官，杨秀清竟借“天父下凡”，要杖责洪秀全，而且又逼洪秀全到东王府封其万岁，这些都是洪秀全所不能容忍的。洪秀全创拜上帝教是用其宗教的形式聚合人心，以达到推翻满清王朝之目的，或者说拜上帝教只是他政治目的的一个工具或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而杨秀清却利用宗教上的最高地位来谋取自己的最高政治地位。这样，太平天国的神权与皇权二元体制，最终导致了天京变乱的发生。　

一、洪秀全与皇权主义思想

洪秀全是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但是他与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一样，都无法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我国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要以新的真命天子来代替旧的假命天子”。[2](p7)所以斯大林说：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3](p105)与其他农民起义领袖不同的是，洪秀全的皇权主义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精髓是皇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

(一)天子权威：从梦想到现实

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意识，是洪氏皇权主义思想的最初源头，从《劝世良言》中产生的宗教救世主意识则是他皇权主义思想的曲折反映，皇权神授的理论由此发轫。

为了神话自己，他编造说，他是上帝次子，耶稣胞弟，上帝封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命他下凡诛妖救世。他还说，他本名“火秀”，上帝给他改名“秀全”。“全”者，“人中之王也”。[4](p842-843)总之，他的名字、权力，都是上帝授予的，他生下来就是天命真主。为了使人们深信不疑，除了冯云山宣传之外，还有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以天父、天兄代言人的身份多次表态，肯定异梦的真实和确凿。从而使这种神话深入人心，化为普通常识。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攻占武宣东乡后，他就登上天王宝座，终于实现了真命天子的夙愿。建都天京后，根据洪氏的旨意，宣扬他为“真命天子”，永掌天国河山，并开始过着豪华气派的帝王生活：

衣：天王帽式：“上缀双龙双凤，凤嘴左右向下，衔穿珠黄绥二褂，冠后翘立金翅二，冠前立花绣冠额一，如扇面式，亦绣双龙双凤，上绣满天星斗，下绣一统山河，中留空格，凿金为‘天王’二字。”[5](p174-175)以此显示他的绝对权威。

食：他“朝晚两食，掌庖用金碗二十四只，备水陆珍馔，杯筋亦用金镶，后尔用玉盆玉杯，群贼多效之。”[6](p403)据富礼赐记载他亲眼见到天王进膳的情形：“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高作—是天王进膳了；直至膳毕，各声始停。”[7](p949)天王进膳，不但击鼓奏乐，还要配上炮声，其威风张扬与封建帝王如出一辙。

住：进入南京后，由两江总督衙门扩建的天王府在毁于火后，于1854年又“复兴土木，于原址重建伪宫，曰宫禁。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5](p164)其富丽堂皇远胜于诸王之宫。

侍：天王府人员配备数量令人吃惊。左右侍臣48人；左右史官4人；左右通赞8人。此外还有典天更、朝仪等，役使人员近1700人。洪秀全不但役使大批侍役，还广置姬妾，以显尊荣。张德坚载：洪氏“至江宁选（嫔妃）百八人”，此后又“陆续增添，大约不满二百人。”[5](p310)这是指有一定地位的王娘，至于一般宫女，更是多达千人。这与封建帝王相比毫不逊色。　

（二）政治体制：天王专制和等级制度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文化制约着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政治取向和行为方式。因此，“他们一方面宣读自己的上述空想；另一方面又在现实生活中退回老路上去。”[8](p224)

首先，洪秀全在创制拜上帝教时，就在基本教义中突出了上帝的万能和权威，使他成为高踞于众生之上的独裁者。所以，在他登上天王宝座时，就极力树立天王的绝对权威，建立一整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5](p223)的封建等级制度。

洪秀全极力宣扬封建伦理纲常。洪氏“朝纲”是：“天朝严肃地，咫尺禀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10](p232)其认知标准为：“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君错。”[11](p484)同时，洪秀全为维护其至尊地位，制定了繁苛的礼仪和森严的等级，规定“下一等者跪”。[9](p276)

就天王与诸王的权位来源而言，《英杰归真》说：“天王盖谓系王于天，所以大一统也”，“君主天王实天父专命封为天王也”。这就是说，天王是上帝所封，他的地位与权力来自上帝，东王与诸王是天王所封，他们的地位、权力是天王所赏赐的。

在《幼学诗》和《天父诗》中，就充斥着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道德。此外还有苛刻要求，使后妃宫女的人身与地位形同奴隶。

避讳制度是等级制的另一重要表现。洪氏钦定刊行的《敬避字样》，规定了近百个避讳字词，为了避讳又新造了一些离奇古怪的字。其避讳面之广、森严和繁琐，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其次，太平天国还实行职官世袭制。1851年颁行的《太平礼制》就明文规定诸王世袭，不但男子为官有世袭，女官也有世袭，甚至女可以袭男，如“夫为检点，被官兵所歼，其妻女亦封为检点伪职。”[5](p110)这种世袭制，就把等级制永远固定下来，为官者，世世为官；为奴者，世世为奴。

可见，洪秀全在创建新朝时，在皇权主义思想主导下，他首先把自己置于主宰一切的独尊地位。可见，在洪氏看问题的方法上，仍“脱离不开封建的窠臼”。[8](p245)因此这就是他反清的本质所在，同时也是他不能容忍杨秀清夺权之思想根源。

二、太平天国的二元体制

洪秀全熟悉中国经史，他知道儒家“神道设教”的原理，他也知道历史上“符瑞”、“受命”的旧传统。洪秀全没有选择中国传统的道教与佛教等多神教，而是选择了新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这是因为它是象征权力集中的一神教，是比象征分散权力的多神教更为有利。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是借用一部1836年所得的《劝世良言》，他根据书中所说的那位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并且又附会丁酉之梦的奇幻，声称自己为天父之子，耶稣之弟，受天父上帝之命下凡杀尽人间妖魔。必须说明的是，洪秀全是为起革命而创立上帝教的。[12](p653)洪秀全是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起义活动的，要知道那时候的农民，在没有觉悟以前，跟他们谈起义的道理是难以奏效的，只有利用宗教，再加上“三原”里面美好的前景等一系列宗教宣传，才使他们更容易入教，一旦他们入了教信仰上帝就会唯上帝（洪秀全）之命是从，这时谈起义便很容易了。总之，洪秀全在遥远的天国树立了一个上帝，神化了自己，同时又是为鼓动民众崇拜这位天父在人间的唯一代表。这样，洪秀全便成为宗教的最高领导人。

1848年，事情在发生变化。冯云山在紫荆山被捕，洪秀全赴广州托人营救。拜上帝会的会众出现了群龙无首，动摇分裂的局面。正在这时，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以降神附体的方式传达上帝之言，用以稳定会众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杨秀清作为代天父身份的出现，改变了拜上帝教信徒们心中的偶像，信徒们在此之前信奉和崇拜的是洪秀全一人，现在又要信奉和崇拜杨秀清、萧朝贵，他们由崇拜一人变成崇拜三人。而在这三人当中，杨秀清代天父下凡传言而显的尤为重要。由于杨秀清的出现，洪秀全在拜上帝教的独尊地位被降至第二位，拜上帝教从此形成为两个教主的二元化领导。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杨本为极贫之人，但其入会则非常热心及诚恳。在会中，被忽生哑病，而月内不能言语，会众均觉奇异，认为是不祥之兆，但后来复能言语，嗣后有神附体传言，比别人为多，每次代天父上帝传言时，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个人而宣传其丑行，被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或号令人应该如何做法，其言辞大概留极深刻之印象于会众。”[4](p866)面对既成的事实，同时杨、萧二人在传言时给信徒印象深刻，取消他们的传言资格已是不可能，为了维持上帝及自己的神秘身份，不久就承认了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特殊身份。“天父”是拜上帝会信仰的最高主宰，在人间它的体现者本应是洪秀全一人，而此时杨、萧二人也是“天父”在人间的体现者，并且在洪秀全之上。这样，当杨秀清代天父传言时，作为上帝次子的洪秀全，只能跪地听命。事实说明，杨秀清代天父传言，使拜上帝教的核心力量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

拜上帝教出现的二元化领导，给日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埋下了一重危机。“这样，在人间天上，太平天国内部便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权力系统。在人间，洪与杨、萧是君臣关系；但在拜上帝教中，洪与杨、萧之间又由君与臣变为子与父和弟与兄的关系，即贵为天王的洪秀全亦须服从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杨、萧之命。于是，宗教上的父子兄弟与政治上的君臣上下，神权与君权之间，权力交叉，尊卑颠倒，形成太平天国政教合一体制中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13]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其农民起义领袖所特有的皇权专制主义思想也因定都而日益滋长。随着杨秀清野心的膨胀，却想利用宗教上的最高地位来谋取自己的最高政治地位，从而以神权为后盾，来干涉皇权，来挑战皇权的权威，以便乘机夺取皇权，而此目的却与皇权主义者洪秀全的初衷背道而驰，洪、杨之间的矛盾也在此基础上而尖锐起来。杨秀清虽然仰仗自己特殊身份而大权独揽，但实际上他与洪秀全在政治上是不平等的，他俩之间仍是君臣关系，这就使得有特殊身份的杨秀清时时觊觎着洪秀全皇位的宝座，而这就是洪秀全愿不愿意“让位”的问题了。[14](p248)但是“洪秀全是个典型的皇权主义者，万岁只能是他的专称，绝对不愿轻易假借于别人。在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太平天国，只有洪秀全和他的嫡出子孙才能够得世袭万岁的资格，杨秀清只是九千岁。加封万岁不是简单的政治游戏，答应禅封杨秀清万岁尊号，只是为了赢得时间。”[16](p142)杨秀清与洪秀全为争夺太平天国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因此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洪秀全为保皇位暗中遣将，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在紧急策划之中。

可见，没有拜上帝教二元化领导的产生，便不会出现杨秀清逼封万岁之事，没有逼封万岁之事，就不会有天京变乱事件的发生。对此，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上领导多头总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西，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但洪秀全是创造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17](p370)

三、神权与王权的斗争

一八五六年九月到一八五七年六月，太平天国史上的“天京变乱”，是包括杨秀清逼封“万岁”，韦昌辉奉诏回京诛杨以及石达开分裂出走三件事。有的太平天国史著作中，把它称作“杨、洪事件”，不管怎么说，“天京变乱”是以杨秀清逼封“万岁”事件开始的，那么为什么杨秀清会有这么大的能力呢？下面我进行详细的分析。

杨秀清出生于紫荆山一个山民之家，孤苦贫寒，不识字，但天赋奇才，富于谋略，有军事才能与领袖才干，爱好结交江湖人士，成为当地山民的领袖，加入拜上帝教后，很快成为洪秀全、冯云山的左膀右臂。

1848年3月，杨乘洪、冯二人不在紫荆山之际，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不久，萧朝贵也假托天兄下凡，宣布，不仅拜上帝教会众要听从杨秀清与他的命令，就是洪秀全也要听从，这样洪秀全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随之旁落。随着拜上帝教力量的壮大，它与地主团练之间的斗争也时常发生。然而，洪秀全因缺乏军事才能，对此束手无策，只能依靠杨、萧二人。这样，杨、萧在取得宗教上的“天父”、“天兄”地位后，又借此施压，攫取军事指挥权。“当将要起义时，就由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要挟洪秀全答应起义后军师的权位归杨秀清和他俩人担任”，[12](p665)而且杨秀清为夺取权力，就在幕后操纵，“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命令洪秀全、冯云山去这里，去那里‘避吉’（避吉就是躲藏），离开工作岗位。”[12](p665)可见，在起义之初，就流露出了争权夺势之风，其危害性是很大的。对于杨秀清的“侵犯”，洪、冯二人已经察觉，乃设计牵制他的力量。一方面培植萧朝贵的势力，抬高他的地位，洪秀全招他为妹婿，而且“萧朝贵最初几次假托天兄下凡，都是洪秀全与萧贵朝共同串演的，其目的是要证实洪确是上天受命，下凡作主的”，[12](p667)以便拉拢萧贵朝；一方面团结杨秀清嫡系之外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这样一开始太平军中就形成了两派对峙，冯云山居间调剂，不想冯云山全州命殉、萧朝贵长沙归天，杨的专权无人可制，终成大权独揽之势。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皇权也不时受到杨秀清神权的挑战，最终演成“逼宫”这一幕。

早在1853年定都天京后，在封建思想腐蚀下，杨秀清就开始制造取天王而代之的夺权舆论了。他把太平军所有的功劳居为己有。他把自己说成“超越凡资”[18](p1036)的天才，说“东王具生知安行之资，功勋迈乎前人，恩威超乎后世”。[18](p1036)杨秀清不仅有言论，还有行动，他“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数其‘罪’而杖责之。”[18](p1037)此外，杨秀清为了对抗洪秀全，时常将“天父”这个幌子当作法宝。在军事上，杨秀清假借“天父”篡改天王“留南而杨往北的”[18](p1032)正确战略决策，只派偏师北伐，结果全军覆没而错失良机，李秀成视此为“误国之首”的“大误”；[18](p1032)在刑事上，洪秀全“许可、东贼必不可，天贼欲杀，东贼必不杀，自示权由己出。”[19](p662)当时一个地主文人写道：“东王显与太平敌体”；[15](p244)在删书方面，洪秀全本想焚儒家书籍，杨秀清借天父之名禁止洪秀全焚书，结果洪不敢违只好改书、删书了；在组织上，他“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15](p254)他上逼天王，下压首义有功将领。1853年12月，杨秀清因天王府宫女的小事，借天父下凡公然无理地要杖责洪秀全四十大板。事后第二天，他劝洪不要“一旦怒而误杀之”，[15](p250)可见他对自己的实际政治地位还是很清楚的，还是不敢直冲洪秀全。对于洪仁发，杨对他“忌之甚”“肆行谩骂，数数挫折”。[18](p1033)对洪之妻舅赖文光，他也“忌之不使用军事，授文职。”[18](p1033)杨秀清借助一件小事，对秦日纲，罗大纲等进行打击。1854年5月，燕王秦日纲一个牧马某甲，因路遇杨秀清的同庚叔未及行礼，当场被鞭打二百，又被送到刑部卫国侯黄玉琨处加杖。黄对这种法外加法的无理要求进行了抵制，这位同庚叔当即推倒了案桌，向杨告了状，杨大发雷霆，令石达开逮捕黄氏，气得他投水自杀。兴国侯陈永和燕王秦日纲因不满这种无理处置，“相率辞职”，又遭杨的杖责，直到牧马某甲处以五马分尸才算了结。[19](p671)这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与帝王的权威有何区别。

1854年，洪秀全生了第四个儿子，杨秀清以庆祝满月为名，声称要由刚出生的“王四殿下”来“继治天下”。杨秀清之所以要什么也不懂的小孩来“继治天下”，实质上是由他来“继治天下”。对此，当时天京一个地主分子就说：“秀清独断终图篡，孩幼扶持见肺肝。”又说，杨“持权自为东王，将来必有图篡之意。”[18](p1037)那时，天京一个地主文人汪士铎说：“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洪秀全优于曹髦。”[15](p252)杨秀清在东王进行科举考试时题目为“四海之内有东王”；[5](p113)东王府卫队衙门的门联为“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主。”[5](p247)如果我们尊重史实，那么就可得出：建都天京后杨秀清对“九千岁”的地位已经不满足了，眼中已经没有洪氏了，要取而代之当“万岁”，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1856年秋，太平天国取得大破江南大营胜利后，杨秀清认为去洪秀全“而自称天王”的时机已成熟，终于野心勃勃地公开发动逼洪秀全封他“万岁”的夺权行动，他用的手段仍然是“天父下凡”，夺权的根据是我“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15](p261)实质是让洪下台，洪、杨之间的矛盾，虽然酝酿已久，但促使洪秀全下定诛灭杨秀清，还是由于杨秀清把洪秀全召到东王府，逼他封自己为“万岁”，洪秀全被逼的无可奈何，勉强答应，但把时间有意推迟，“期以八月东贼生日为始”[20](p1100)，洪秀全也降诏假称：“东王逆谋是自天泄露的”,[21](p22-23)于是差人密诏北王、翼王和燕王会师“勤王”，杀了杨秀清，酿成了天国兄弟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

结　语

前文已经说过，作为儒生的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其目的就是利用宗教这一工具来聚众人心，以达到推翻清朝，从而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目的即实现儒家的核心“内圣外王”的宏愿。在儒家思想中的皇权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故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儒家思想言论。在洪秀全的心中，皇权是不可挑战的，任何形式的权力都要在皇权的范围内或许可下才行之有效。所以，柏杨说：“中国专制体制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最大的人。”[22](p265)众所周知，洪秀全宣称自己是天父上帝次子，其目的就是神化自己，使自己成为拜上帝教的最高神权代表，或者说通过直接听命于他的宗教更好地为其服务。杨秀清在取得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后就取得了在宗教上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违背洪创教的初衷（因为洪只固守皇权的绝对地位）。但是由于杨秀清对权力欲望的追求，就妨碍了洪秀全皇权的绝对统治地位与操纵。洪秀全之所以不用皇权约束杨秀清，是因为洪秀全深知“神道设教”的原理以及人的作用，同时，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的组织中，根深蒂固，支配其整个机构。

所以，天京变乱的发生是有其深刻的宗教、政治原因的，亦即天国的神权与皇权的二元体制引发了天京变乱。内讧以后，杨秀清和洪秀全两个，自己亲手把上帝教天父天兄的西洋镜拆穿了，使太平天国人心离散，内部渐呈瓦解的趋势。由于此，革命就由胜利发展的形势转向了停滞衰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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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转引贾熟村、戎笙.有关太平天国洪杨韦石事件的几个问题[a].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1.

[21]简又文译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译记[j].逸经.33.

[22]柏杨.中国人史纲[m].下.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