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团结奋斗的旗帜。列宁说：“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1](p168)在近代中国，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用战舰和大炮冲开了中国的大门后，中国人民就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智慧和勇气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爱国诗篇。中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团结奋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是一部爱国主义不断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从中世纪走入近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社会转型史。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形成的爱国主义，既继承了古典爱国主义的精髓，又吸取了近代反侵略的因素，因而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涵。

一、爱国主义与忠君思想相结合

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是同忠君思想高度统一的。爱国主义构成的三个重要元素：乡土、民族、民族文化。中国古代是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宗法社会，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因此，在“家天下”的宗法社会中，对土地对乡土的热爱转化为对君主的热爱，对人民对民族的忠诚因封建君主是人民的总代表而转化为对君主的忠诚，又因为民族文化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加之他们用封建伦理道德教化民众，所以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就转化为对君主的热爱。因此，“由这三个重要元素而产生对国家对民族命运的关心变成了对封建帝王统治的前途关心乃至为帝王献身的封建意识”。[2]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其最大特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而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谋求国家独立等历史事件中。

（1）封建统治阶级的爱国主义

封建统治阶级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在清王朝历次对外战争、禁烟运动、洋务运动等历史事件中。

鸦片的大量输入使中国与外中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林则徐被派到广州禁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鸦片泛滥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3](p11)正如内阁学士兼礼部待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先后上奏批驳弛禁论，指出鸦片“削弱中原”、“毒害中华”、“必须严禁”。[3](p12-13)因此虎门销烟是封建统治阶级爱国主义的最初表现形式，也是忠君思想的体现。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震醒了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他们主张向西学习，倡言改革，以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紧接着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由于清朝统治者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济、贸易特权暂时满足了外国侵略者的要求，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了低潮，因而了暂时相对“稳定”的局面，也就是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掌握大权的恭亲王奕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朝统治的危机感，因此李鸿章说：“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4](p17)面临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曾、李、左等人继承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代表人物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且极力把这一思想主张付诸实践。总体来说，就是讲术洋器，自立自强，抵御外患。而洋务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厚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可见，洋务运动的实质：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维护清朝的统治；二是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的条件下徐图自强，免遭沦胥。而他们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很明显具有极强烈的忠君思想。

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乘胜之际于1841年1月27日，要求割地、赔款的条件让道光帝难以接受，于是宣布对英宣战，但宣战之后“并不就是决心战斗”。[5](p40)而中法战争中，李鸿章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6](p144)在镇南关大捷之后，清政府决意乘胜求和，对此，连法国政府都惊呼“简直不能想象”！中日战争前夕，李鸿章力主乞求列强出面“调停”，慈禧太后“力保和局，苟安目前”。[3](p197)而日本却是“一心要挑起战端”。[3](p199)在日本对中国开战以后，李鸿章又幻想以“调停”而结束战争，但很快化为泡影。基于此，1891年8月1日，清政府不得已宣布对日开战，虽开战“却采取消极抵抗的战略方针”，[3](p202)仍谋求与日本的求和。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前，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以至于各帝国主义两次照会清政府，“若于两月以内不能镇抚，则各国联合以兵力伐之”。[7](p169)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入侵，慈禧太后召开四次御前会议，想利用手中的义和团力量要挟各帝国主义，目的是争取更多的利益来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不是真的想开战。当她听到列强要让她归政给光绪的谎报后，激起了对列强的忌恨，不顾他人的反对，决意对外宣战。

可见，清政府的历次的对外王朝战争，都是在触动自己的统治地位情况下宣布开战，这都只是满清王朝想保持自己对外的平等性而已，表现出一种极力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传统的爱国主义。

（2）农民阶级的爱国主义

农民阶级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在广州三元里抗英斗争和义和团运动等历史事件中。当士大夫中的一些人提出反侵略的策略与理论并且付诸实践的时候，中国的下层群众则以同侵略者拼死搏斗的实际行动也为后世树立了爱国主义的榜样。

广州三元里人民以“不共戴天，誓灭英逆”仇恨与志气，诱击入侵英军，包围四方炮台，有力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英军司令卧乌古不敢再战，转而威胁官府，扬言毁约攻城。奕山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先安抚英军，复率番禺、南海两县令向团练中士绅施加压力，士绅潜避，团练逐渐散去，台围遂解。由于余保纯出面解围，可以表明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仍停留在忠君这一传统爱国主义层面上。

而义和团运动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则集中体现在他的口号“扶清灭洋”上。该口号集中表示出义和团将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鲜明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面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灭洋”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斗争目标,　这一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义和团群众抱着“还我河山还我权，不杀洋人誓不完”的反帝决心。而“扶清”则明显表现出维护清政府，忠于清王室的忠君倾向，在这里，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同保卫清王朝交织在一起。

所以，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爱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鼎盛时期。这段时期，由于对外战争的频繁，涌现出许多抵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将士，他们以血肉之躯，抗击西方列强的侵略，以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悲壮而又气壮山河的壮举，极大地丰富了爱国主义的内容，为近代爱国主义谱写了新的篇章。他们虽然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但其思想和行动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忠君爱国”的水平上，他们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是保卫封建王朝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忠君爱国”的传统爱国主义思想在近代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

二、爱国主义与改良主义、民主主义相结合

（1）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爱国主义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所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是在《马关条约》的签定和中国面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爆发的，其目的就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以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亡。因此，从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措施等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主张以全面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径。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计量都非常弱小，反映在意识形态上都没有形成较成熟、完整的思想和理论。在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仍然受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思想，仍然没有超越传统的“忠君爱国”的历史范畴。尽管如此，在近代爱国主义的内容上，戊戌变法时期也开始发生了质的飞跃。在戊戌变法前和变法过程中这一时期，维新派及其知识分子在各地相继组织了强学会、保国会、时务学堂等一大批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团体，他们公开揭露和批判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如上海强学会章程就明确规定：“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学之未修，故政法不举，今日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8](p77)康有为更明确的指出：“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不如累合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巨也。”[9](p169)因此，康有为认为：“故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计百亿兆人共学。学则强，群则强，累万亿兆皆智人，则强莫与京。”[9](p172)

资产阶级维新派虽然没有明确否定封建专制制度，但发展资本主义就是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从而奠定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爱国主义具有突出的反帝性和一定的反封建性，标志着中国传统爱国主义开始向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过渡。

（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爱国主义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进步思想界的根本信念是：要救国，只有维新，对腐败的清政府作修补和改革。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进步思想界的根本信念是：要救国，只有革命，必须推翻清朝的统治。在很短的时间内，爱国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冲决了忠君的网罗。

孙中山于1903年8月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在这个纲领中明确提出要推翻满清王朝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民族独立的中国。

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把爱国同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统一起来，主要是基于两点理由：

第一、腐朽的清朝政府是导致国家贫困落后、衰败危殆的总根源。尽管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但清朝政府仍然顽固地拒绝任何改革。于是人们看清了：清政府这架残破的机器已无法修补，不可挽救，它的继续存在，是国家、民族的最大灾难。“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10]要打通走向富强的道路，只有起来推翻这个反动的封建政权。　

第二、更加重要的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朝政府实际上已是“洋人的朝廷”。　西太后流亡西安时，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对自己统治的支持，它对帝国主义唯命是从，不惜拱手出让国家之利权，并表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以土地为贽仪，以财产为赆金，苟有可以博外人之欢心者，虽牺牲无量数之人民，抛掷无量数之权利，封割无量数之土地，挥霍无量数之财产亦毫不介意。……试复案其政略，何一不为外族作伥，制吾人死命！”[11]并公开禁止中国官民成立任何反帝组织和坚决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可见，要取得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富强，就不能不和这个卖国的政权决裂。　

因此，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已经从实践中取得了教训，爱国与忠君绝对不能相容。要真正爱国，要避免亡国灭种之祸，使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首先必须起来打倒清朝政府。正如孙中山所说：“知清廷窳败，难期振作，非推翻专制，澈底改革，无以拯救祖国于危亡”。[12]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帝性却不够坚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把争取获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作为临时政府的首要目标。临时政府在《宣告友邦书》中声称：“仍然承认革命前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及所借之外债，让与各国之种种权利，并且保护各国在华人民之财产”，[13](p20)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天真的认为，主动承受清朝政府的可耻“遗产”，就可以换取帝国主义对临时政府的同情和承认。

所以，这些言论都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爱国主义的特点是：具有突出的反封建性和一定的反帝性，它也宣告了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终结。

三、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着爱国主义先进分子的觉醒，在继续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真理过程中，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爆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它将近代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14]　(p699)“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口号，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近代中国的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首先，在反帝问题上，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反帝彻底性，冲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先驱们的局限性，完全打消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在此以前，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曾掀起过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大规模的反帝斗争。但在发展过程中，这些革命斗争都存在着某种幼稚病，有的缺乏明确的反帝目标和坚决的反帝决心，如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有的缺乏必要的反帝斗争的策略，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出现盲目排外倾向，如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则不然。五四时期的人们，民族意识高涨。巴黎和会上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合理要求被否定，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因此，它继承和发扬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传统，并把它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次，在反封建问题上，五四运动表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性。首先体现在，它将斗争目标针对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北洋军阀政府，指向那些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卖国贼。广大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及部分资产阶级，联合行动，不畏强权，不怕反动政府的威胁和镇压，不受反动政府的利诱，表现了一种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决心。这种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是近代以来反对封建统治者斗争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对无耻勾结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政府时，觉悟的人们提出了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为中国先进分子进一步提出“根本改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性，还表现在对封建主义的猛烈抨击和对民主科学精神的追求上。以往的反封建斗争，多以当权的封建统治者为直接对象，虽也对封建主义进行批判，但其深度和规模都无法与五四运动同日而语。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从思想文化领域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不妥协的斗争。所谓反封建主义的彻底性，是指它的坚决性而言的，即彻底与封建文化决裂，猛烈向中国封建主义进攻，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拖四十二生的大炮”，向之猛烈轰击。他公开声明：“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是何等的勇猛与无畏！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许德珩回忆说：“同样是爱国的革命运动，然而五四运动却高于辛亥革命。高在哪里呢？高就高在它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进一步明确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死敌，为了救国救民必须与之作殊死的战斗。”在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度里，能够以无畏的革命气概，大声呼喊“民主、自由、平等”的口号，真是破天荒的壮举。

爱国主义在近代历尽坎坷，终于走上了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飞跃。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1921年产生了中国共[chan*]党。共[chan*]党人不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爱国主义，而且还具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正是在这种彻底的爱国主义精神号召下，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建立了以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新中国。所以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则反映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结　语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15]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时期的爱国主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表现出四种具有不同阶级属性的形式。这三个阶段的内在联系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它始终是以忠君思想为核心，具有极大的狭隘性和片面性；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爱国主义虽没有跳出传统爱国主义的窠臼，却具有了近代爱国主义的因素；资产阶级革命派发扬了维新派的近代爱国主义因素，却没有很好地批判地继承传统爱国主义；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批判地继承传统爱国主义，同时也具有近代爱国主义，成为中国近代时期爱国主义的最高阶段。

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历史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内容，向人民提出新的要求。但毫无疑问的是，它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人民的重要思想基础和不断追求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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