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万方多难”的时代特征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主要原因。

杜甫的一生，正值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的时代，既经历了繁荣昌盛的“开元全盛日”，也经历了“流血川原丹”《垂老别》的安史之乱，并看到安史乱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败落景象。可以说，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和他所处的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紧扣时代脉搏，同情民生疾苦，关心国家兴衰是杜诗永恒的旋律。

杜甫的一生始终关注人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人民的苦难，也有深刻的感受：“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北征》）；希望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对待被逼上反路的叛贼：“不可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一千二百年以前，一个曾侍候过皇帝的人，对待人民的态度竟能如此平等。在多年饥寒交迫生活的体验中，诗人加深了对人民的同情，一想到人民的痛苦，诗人便忘怀了自己，甚至不昔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他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却发出了这样的宏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始终敢于直面现实，讽谕时事，对统治阶级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痛加诛伐。如《兵车行》谴责最高统治者热衷于开边扩土，致使人民流血破产；《丽人行》以华美的词藻描摹杨氏姐妹的豪华衣食和骄傲神态，看似赞赏，实乃讽刺。

诗人的一生都抱着爱国的血诚。“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诗人对祖国是何等的热爱；“独使至尊社稷，诸君如何答升平”（《诸将》），诗人对祖国前途是何等地忧虑；“必若救疮痍，应先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是诗人为力挽国运，拯救人民而开出的药方；“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厚望,也是诗人的一片爱国至诚,是诗人的终身信条。可以说：“万方多难”的时代，“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三：“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的风格的基础。”①

杜甫，并不像他同时代的众多诗人那样，只把写诗作为炫示文才，猎取功名的手段，或者陶治性情，以及应酬交际之用，而是自觉地把诗歌当作“史笔”来写，“文章本是吾家事”，一直到晚年，仍是“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他的目标很高，对自己的要求也就非常严格，务求达到“毫发无遗恨”（《敬赠郑谏议》）的境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是这样宣布的，也是这样做的，“新诗必罢自长吟”（《解闷》），他经常改诗。因此杜诗语言精要凝练，准确生动。如被前代人称道的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个字中就包含九层可悲的意思：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

注释：①亚里士多德《修辞学》

可悲；又值秋风萧瑟，四可悲；重九佳节，无有可乐，只有登高，五可悲；独自去登，六可悲；扶病去登，七可悲；病又是如此之多，八可悲；年过半百，事事无成，九可悲。真是包含无限艰辛，凄泪横流。何其凝练！再如《春望》诗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个“溅”字，可谓点睛之笔，这泪流得何其多，时间何其长，心

情何其惨痛！象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俯拾皆是，不可胜数。努力使语句准确、凝练、生动，这也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原因。

总之，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强烈地表现了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已任的怀抱和心声，在诗歌艺术上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地。这种风格，是诗人愁苦潦倒的阅历，忧愤抑郁的思想性格，万方多难的时代以及宏博精深的艺术修养各种因素的统一，使诗人达到现实主义顶峰，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参考书目：

《杜甫诗精华》贵州人民出版社　黄发政　朱建华编　1991年10月

《杜甫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　金启华　胡问涛著　1984年10月

《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游国恩　王起　萧涤非　季镇准　黄振刚主编　1993年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中国青年出版社　本社编　1990年1月

《中华文化集粹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　叶嘉荃主编　199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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