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为了能经常看到他们的宝贝孙女，买了台电脑，跟我们一家三口进行了视频聊天。就是在这次聊天中，我发现母亲的右手腕上，戴着一只翠色欲滴的玉手镯。而正是这只玉手镯，恰到好处地掩盖了她右腕上的那道深深的伤疤。

母亲右腕上的伤疤，是我幼年时贫困家境的见证。那时候，我的二哥患有脑瘫，到七岁时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为了给二哥治病，在短短几年里，父母变卖了家中所有长物，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生活变得更加贫困潦倒。为了贴补家用，给生产队放牛的母亲没白天、没黑夜地给乡邻编织毛衣，以一件件精美的手工编织品换来几件旧衣服，几件破农具，几斤长了虫子的陈大米。有一次母亲把放牛绳套在右腕上，边织毛衣，边跟着牛走着。也不知道那头牛是受了什么惊吓，突然疯狂地撒开蹄子跑起来。毫无准备的母亲被牛拽倒后根本无力去脱掉手上的绳套，就这样被发疯的牛拖了十来个田坎、两丘水塘后，才被好心的乡亲救起来。经过大家七手八脚的抢救，母亲虽然拣回了一条命，但在她的右腕上，却永远地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

家境的贫寒和山村落后的医疗条件，终究没有挽留住可怜的二哥。就在他8岁生日的前一天，二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给了父母两颗破碎的心，留给了我们一个徒有四壁的家。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的乡村开始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坚强的父母把失子之痛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义无反顾地走上辛苦的养家置业之路。

父亲在下放时学到了一手铸造的好手艺，二哥去世后，父亲毅然背井离乡去了江西给一家铸造厂当技师，于是，家中的所有重担都压在了母亲瘦弱的双肩上。虽然父亲的工资能够负担起我与大哥的学费以及家里的基本开支，但要强的母亲为了让我们兄弟俩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在独身伺弄六亩水田的同时，还天天早出晚归，捡油茶籽，摘米樟，采夏胡，以换得几个零钱贴补家用。由于右腕上的伤口经不起树枝荆棘的磕碰和磨擦，母亲就用黑色的宽松紧带缝了个简易的护腕套在了右腕上。而这个黑色的手镯状的护腕，成了那十来年里母亲身上始终不变的“饰品”，直到我参军离开家。

军校的第一个暑假，我回到了阔别四年的老家，也见到了朝思暮起的双亲。这时的双亲虽然比我记忆中的要显得苍老，但身体依然硬朗。父亲因为长年与矽砂和铁水打交道患上了矽肺病和关节炎，再加上两次头部砸伤，三次烧伤，终于无法再从事他引以为豪的职业，全心在家伺弄着几亩水田和菜地。而母亲也终于不再整天外出采这摘那，成了父亲菜地的专职“经销商”。每天凌晨四五点，母亲就会披着月光，趁着露水摘下新鲜的蔬菜，再挑到十里地之外的集市叫卖。每天中午时分，母亲回到家中，总是要兴奋地从她扎在右腕上的手绢包里取出一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一块、两块、五块、十块甚至五十块的纸币，再从口袋里掏出一堆皱皱巴巴的毛票，一分两分，一块两块地数着，全然忘记了自己已经两餐没有进食，已经又累又饿。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手绢包取代了护腕，成了母亲的新“手镯”。

军校毕业那年，我在回家途中顺道去了趟承德，因为我听说那里的玉器非常出名，而且非常便宜，我想在那里买一个好手镯送给母亲，以了我多年的心愿。当我把一个非常廉价但却十分精美的玉手镯戴在了母亲右腕上时，我看到了母亲眼中两行浊泪无声地滑落。抚摸着母亲右腕上的伤痕，我抱着母亲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但到了第二天，我却发现母亲的右腕上，仍然是扎着那条早已洗得看不出颜色的手绢。在我的疑惑中，母亲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戴着干活不方便，我收起来了。”而就是在两年后，当我把新婚娇妻带到母亲面前时，欣慰的母亲从樟木箱最底层掏出了一个红布包，小心翼翼地展开，把她只戴了半天的玉镯，戴在了妻的手腕上，憨厚地说了句：“大小正好，你就戴着吧。”这时我才知道，母亲哪里是因为干活不方便才不戴，她是觉得家里还不富裕，想把这个宝贝送给她未来的儿媳。在妻子对母亲的感谢声中，我背过脸去，轻轻地擦去了眼角的泪花，回头，留给了妻一个幸福的笑容。

随着家境一天一天地好转，母亲上集市卖菜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在晚年迷恋上了佛学书籍，虽然她斗大字不认识一箩筐，但她仍然凭着一本《新华字典》天天翻着，读着，念着，还时不时地在电话里跟我传授一通。虽然我不并不相信这些唯心的东西，但看到母亲老有所托，我打内心里高兴。这时，我总是在想，看书读报时的母亲，念经打坐时的母亲，右腕上戴着的是什么呢，或许是一串佛珠？也或许什么也没戴？直到前几天的在线视频我才得到了答案，母亲，戴上了真正的手镯。或许那个玉手镯并不值几个钱，但我勤劳善良的母亲，肯定已经非常非常地满足了。

我出生在70年代初，对改革开放之初并没有什么印象，但我对30年来平凡百姓生活的变化，却了然在目。因为，从伤疤、护腕、手绢再到玉镯，母亲“手镯”的不断变化，述说着母亲勤劳朴实的一生，见证着我的家庭从贫穷到丰衣足食的变迁，更浓缩着祖国改革三十年来的巨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