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夜幕静静地盖上了依然在躁动的城市，我无奈地把床头的台灯点亮，屋里还是一片不容改变的白色。　

我是很不情愿的住进这间病房的，这不仅仅是房门上钉着两个让人不喜欢的数字"14"，而且这房间里的所有摆设都是白颜色的，白色的床上用品，白色的电视机和电话，就连原来是淡蓝的窗帘也被洗涤成了白色。我不喜欢这里的白色，因为它单调的简直让人窒息。医生和护士没有让我有选择的余地，手脚利索的就把我让在了床上，开始了没完没了的盘问和检查......　

每年一次例行的全面体检，让充分享受国家优惠待遇的官员们反而感到紧张和害怕，因为，几乎每年都会有几个被检查出骇人听闻的不医之症。今年也不例外，好多人接到卫生局的电话要做进一步的复检，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14号病房，在走廊的尽东头,我原来也住过一次，这是医院四楼干部病房中最宽敞的单人间，站在窗口可以一览西湖的景色。充欲的阳光和清馨的花香整天都陪伴着你。可是，就因为那个"14"的数字不吉利，所以来这里住院的官员都不喜欢住这个房间。我第一天入院来办手续，在护士室门口正听一个尖尖的声音："要死啊，怎么又把pp粉给拉下了，都催几遍了......"("14"和"要死"是杭州话中经常说的谐音)。我也是的不知道怎么地就一早出了个霉头,那护士见我来了，就立即说,去"14"吧,听着那话,就象似"你要死啊,就去14(要死)吧！她说的很顺口，我听着就觉得晦气。　

躺在洁白的床上，我开始细细的嚼味医生曾经说过的没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词。人到这个年龄都怕死，都担心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或器官和"癌"粘上关系，我虽然不完全能明白医生惯用的那些医学术语。但是,我还是能从医生的神情和话语中感觉到，自己的病不轻，关键是在下一步的全面检查，如确诊了，就如判决死刑了。.　.....人就那么倒霉，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去体检，什么病也没有。而城里人，尤其是有条件经常去做体检的，说不定就给你找出几个让你吃嘛嘛不香，睡觉不塌实的毛病。　

大约是大前年，也是一年一度的体检。在排队等候在b超室门口时，我们是四个人，计划生育局的黄局长，建设局的谢局长，文体局的陈局长，还有就是我。我们在一起就说，这里的b超还蛮灵的，这两年都在体检中发现了肝区的异状物，而重新去复查切片都被证实是肝癌。原来还是好好的，这一经查出，就三个月的时间，那人就没有了。我们在叹息，今年又不知道会是谁被b超出点什么？　

人就是有旦夕祸福之染。搞计划生育的黄局长从里面出来的时候，眼圈是红的，看的出已经流过泪。因为她是个女同志，我们也不好问是什么病。老黄和我特别熟，是曾经在黑龙江做过知青的同龄人。她告诉我，医生说要她注意，再去看专家门诊，因为肝部有个黑点。事情就是那样，当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望她，就是这个“14”号病房，她已经丝毫无说话的力气，虽然身体被白色的被子裹的严严的，但是，我分明还能感觉到她已经是皮包骨头了，就短短的三个月啊！......又过了没几天，再次见到老黄，那已经是在殡仪馆的追悼会上了。　

也许是熟悉的人走了，那种惺惺相惜的郁闷尤其严重。过了好长时间才把她淡忘了。　

又是一个让人不知所措的一刻。那天，我发烧去医院输液，门诊输液室都是病号，已经没有能躺卧的床了。我把证件给护士长看看，她就联系让我到病房去输液。楼上的干部病房也满员了，只有１４号暂时还空着，我就在那里被安置下输液。傍晚时分，就在我快输完的时候，医生和护士进病房开始忙碌起来。说新病人就要进来。一会，他被担架车推了进来，我从白色被单下露出的，似乎是嵌陷在颧骨分明的脸部肌肉中的那双咪咪小眼睛，知道是他------建设局的谢局长。老谢和我曾经同在一个部门任副职，以后，我被交流到其他部门依然是副职，他升任了正职。虽然，我们都知道那次我们的职位的变动中有蹊跷的故事，但是，官场上的事情不能言会只能意会。事后，见了面依旧是三分笑，七分打哈哈，再说，老谢的妻子还算是我大学的同学。　

老谢是在办公室割手腕被发现送来医院的，当时的他，已经被升任政协的副主[xi]了。按理是提拔，但是他却认为是明升暗降，心里总是闷闷不乐由此患了忧郁症，听说，他自从提了官反而多了一件心事，就是“想死无门”，这次割手腕又是其中的一次罢了。老谢见到我，就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力争着从白色的被单下伸出左手和我甩了一下。我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对他点点头，表示让他好好休息。在这后的几天是国庆节长假，老谢的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事情了。那天晚上，他从医院请假去出来，去断桥残雪旁的保叔山上丈母娘家吃饭，饭后，他没有回到医院，因为，人们在湖里发现了他的遗体。老谢又走了，１４号病房依旧，我的烧也退了，就不再去那里输液的了。但是，１４号病房又给我的心里扎下一个结，而且是死紧死紧的结，永远也无法解开的结。　

在呈死一样白色的房间里，我的一个手在继续输液，暗红色的液体缓慢的源源不断的通过那个雪白的瓶子，雪白的针管进入我的红色的血液，还有一个手被一个金属的钳子紧紧的夹住，医生说我血液中严重缺痒，需要不间断的用仪器监视。那么多的病，而且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什么铁蛋白，什么总蛋白，还有那些看不懂的拉丁文。等等。好象我的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没有一处是健康的。已经是一个多星期了，医生的一审判决还没有下来，反而让我的心里更是着急。毫无办法，只能那样躺着，由医生和护士去摆弄着。　

中午的时候，文体局的陈局长突然走进我的病房。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自从我提前退出岗位，陈局长是和我联系最频繁的老朋友了。因为，我们是同年进的组织部，在那里工作期间一直是相处的最和谐的同事。我见了老朋友自然是十分的高兴，无奈两个手都被限制了自由。只能从表情中显露格外的欢迎。谁知道，老陈并没有象以往那样古道热肠般的表情。见面就没头没脑的扔过一句话，“我，不想干了”。他没有问候我身体现在如何如何的，而是在我的病床旁自言自语的唠叨：“明明空着那么多房间，硬是说没有了，都客满了”。当他已经离开１４号房间的几分钟后，突然有又折回，就站在门口对我说：我被停职检查了，所以我想住院修养；还说，等我出院提前通知他，把１４号病房让给他来住。......　

陈局长没有来得及住进１４号病房，就在他和我见面的那天傍晚被宣布“双轨”；是一周后，陈局长被宣布刑事拘留；大约是在这十天后，老陈又被检察院批准逮捕。这都是我出院后知道的，老陈就是因为受贿了五万元后，又态度顽固，不愿配合组织讲清楚问题，连续的升级，一下子进了监狱。　

那年和我在医院体检时，在ｂ超室门口聊天的另三位同事和朋友，都走了。１４号干部病房还是在医院四楼的东面尽头，大概也没有人提议要给它换个好听的号码。因为，“１４”是个数字，它没有错！它还是在继续履行送走一个老病号，又迎回一个新客人的职责。　

那天，医生让我再去省里的大医院做全面的检查，还叮嘱我不要忽视自己的身体。我好纳闷，折腾来折腾去的，从我身上抽走了那么的多的血，突然就让我离开这个“１４”号房了。我竟然产生了不想离开这里，要讨个说法的意念。我犹豫了一会，想去医生办公室去探究个明白，在路过护士室时，又听见了那个尖尖的声音：要死啊，ｐｐ粉还没有送来，１４号又来新病人了。　

那个尖尖的声音，象似从冥冥天空传来的呻吟，好象是黄局长，老谢，还有老陈，在挣扎中的的尖叫，......我顿了片刻，赶紧回房，抱起我的物品，不知道一下子从哪里来的力量，头也不回撒腿就钻进了电梯。　

再见了１４号。我的同事和朋友们离开了"14号"，就没有再回到家中，也没有回到亲人和朋友的身边。　

而我是跑着离开了“１４”号病房的。　我庆幸自己，我回家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