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兄弟姊妹都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平日里称呼父亲，却不是按照本地人的叫法（“伢老子”），而是遵照母亲老家——江苏的习惯，称呼“爹爹”。这大概是母亲觉得用当地的俗称显得不那么亲切，也不大好听，才让我们这样叫的。　

父亲中等身材，白皙清瘦，平时，总是穿着一身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的衣服，虽然质地并不好，但很合身，也很得体。他言语不多，不苟言笑，喜、怒、哀、乐极少表露出来，外表非常宁静，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文质彬彬、举止安详的人。或许因为长期经历世事的变更和生活的坎坷，他的内心受到某种压力的缘故，他那平静的目光中，总是含着一丝隐隐的忧伤，让人感到有些沉重。　

父亲出生在湘潭县一个当时颇为富裕的大户人家，祖辈给他取了一个既响亮又文雅的名字——健芝，大约是盼望他能够顺顺利利地成长，不仅身体健康的，而且人品高尚，像芝兰一样高洁。

我小时侯，每当听到周围的人叫父亲“健芝先生”时，就感到特别高兴，认为父亲像老师一样受到别人的尊重；还有叫父亲“二先生”的，听起来也比较习惯；我最不喜欢有人毕恭毕敬地称呼父亲“二老爷”，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总觉得看起来不顺眼，听起来也不顺耳。

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生日是农历六月初六。按中国的民俗，六六大顺，可是他的命运却充满坎坷和波折，见不到大顺的痕迹。父亲幼年时，体弱多病，童年便少了许多欢乐；青年时，虽然家境尚殷实，生活上还过得不错，但封建礼教的桎梏，让他的思想和行动受到很大的束缚，理想和抱负得不到施展；中年时，遭遇战乱和动荡，虽有文化，也从事过文秘、行政人员之类的职业，但忠厚、软弱的本性，以及他根本不谙世道险恶，盲目的善良，加上文人的书生习气，既不懂得经营管理，又缺乏组织才干和能力，从而使他在事业上累受挫折，命运上坎坷多舛，甚至差一点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晚年时，又赶上政治风云突变，在冷酷的阶级斗争中，在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他既要忍受病痛的折磨，还要承受精神上的打击，在贫困交加中，苦苦捱到生命结束，终年未满五十岁。　他的一生，多灾多难，尤其晚年几乎没有过上几天舒坦的日子。早年虽然生长在有钱的阔气人家，但他并不是那种只顾自己享受，不顾别人死活，只管自己花天酒地，不管家庭孩子，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人。因此，父亲其实并未曾享过多少福，至少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是这样。

父亲的人品好，正直而善良，不论环境如何，他都能用平静的心态看待一切。风光时，作为生长在钟鸣鼎食之家的富家子弟，他从不盛气凌人，也不张扬跋扈，更不会欺压穷苦的老百姓，相反，他倒是同情怜悯这些弱者，总想给点力所能及的帮助。落魄时，定为剥削阶级份子，成为专政对象，带着生病的虚弱身子，去干从未做过的体力活，在寒冬腊月的霪雨中，穿着草鞋踩着泥泞去修堤筑坝——即使这样，他也从不怨天尤人，埋怨环境，记恨他人。看上去懦弱的父亲，无论遭受任何磨难，也从不在我们面前表露出他的痛苦和悲伤，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去忍受……每当想起父亲的那般情景，我心里就难受……惟一值得庆幸的是，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始终有一位贤淑温良，关心体贴他的伴侣——我们的母亲，长年累月地和他在一起，互相扶持，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风雨兼程地度过了这一生。

二

父亲的为人处世，一辈子始终贯穿两个字，“仁”和“忍”，仁义和忍让成为他立身之本。我们的曾祖母和祖母在她们的一大群子孙中，最喜欢的就是我父亲，她们所看中的，想必也是父亲的这一优良品德。　

抗日战争前，祖母还在世时，很是疼爱自己最小的女儿——我们的小姑姑，临终时，放心不下小女的未来，考虑到她的归宿，特地将我们的父母亲叫到床前，嘱咐他们今后好好照料小姑姑的生活，并且日后为她找一个好的婆家嫁出去。谁知世事难料，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祖母去世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打到了湖南，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全家人在战火纷飞中逃难。

在一次日本鬼子扫荡时，四处烧杀抢掠，我们的小姑姑被穷凶极恶的日本兵用刺刀顶着胸口，差一点丢掉了性命，小姑姑吓得惊恐万状，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自此以后，语言行动突然失常，大白天说胡话，手指着蚊帐的顶部，惊慌失措、无比恐惧地喊着：“火！火！”后来，虽然病情稍有好转，但言行举止还是处于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状态，好端瑞的一个人便成了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精神病人。自祖母逝世后，父母亲遵照她老人家的托付，尽心竭力照顾小姑姑，二十多年，让她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一九六一年自然灾害年间患痢疾病故，可怜一生，终身未嫁。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父母亲忠实地履行祖母交待的事情，一直将小姑姑作为家庭的一员，责无旁贷地照料她一生，竭尽所能，呵护着这个最小的妹妹。　

一九五零年，我们全家住在湘潭县易俗河的烟塘。那时，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我家因有百多亩田产，被划为地主成分。抄家时，从我们居住的阁楼里，搜出两个装着贵重物品的盖箩（湖南的一种竹编上漆家俱，腰子形状，箩筐大小，有盖，上下两层，盛器物用），放在我们家的天井中，土改工作人员站在旁边，一边清点物品，逐个验收，一边登记在册。

当盖箩掀开时，我正好奇地站在最前面，七岁的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从未看见过如此多的财宝，两只盖箩里，装着满满的手镯、头簪、戒指、项链等各式各样的金银首饰，下层则装着些珠宝玉器，还有小巧玲珑的金元宝，黄澄澄，金灿灿的，在阳光下直晃眼晴。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财物，全是祖母临终前，嘱托父母亲留给小姑姑以后出嫁时作陪嫁用的。在我们家，已经存放十几年了，居然丝毫未动。

今天想起这件事，仍然使我心情激荡，久久难以平靜。　

从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这段长长的动荡岁月中，可以想像，在那种兵荒马乱，战争连绵，生命都很难保障的日子里，要完好无损地保存这笔价值不菲的财富，需要操多大的心，费多大的劲，担多大的风险！

更让人感动的是，解放前的几年，那时我家名义上还有祖上留下的一百多亩的田产，但战乱和天灾的影响，收成很差，我们父母亲又不忍心让佃户雪上加霜，因此宁肯自己过得紧一些，也不愿逼迫佃户交租，能收一点算一点，收不到的情况也常见。全家十一口人的生活几乎全靠雇工自耕二十亩田来维持。那时家里的伙食并不好，平日里见不到荤，大概一个月才打一次牙祭（湖南话，指吃肉食），只有在插秧丶扮禾（收割稻子）、端午、中秋、春节几个大的活动和节日里才改善伙食。当时，我们兄弟姊妹上大学、中学、小学，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为读大学和读中学的哥哥姐姐大多住读，每年开学前总要东挪西借，好不容易才能凑齐学费，以至，连父亲看病的钱都没有了。父亲常常苦笑着解嘲：“欠人家的债还可以躲一躲，欠你们的债是躲也躲不脱的。”在如此窘迫的情形下，为何父亲那样死板地苦苦持撑？难道，不可以灵活一些，动用一点亲妹妹的财产，贴补一下家用，缴纳我们的部分学费，或者给他自已看看病，治疗一下，这总应该吧！何况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小姑姑，也决不会反对的。可是，仁义的父亲，忠贞不渝地信守着对祖母的承诺，面对唾手可得的诱人财物，竟然丝毫也不动心，分文不取。这在当时那种物欲横流、唯利是图、巧取豪夺、尔虞我诈的现实社会中，实在是很难得的。　

三

父亲一辈子都在“仁义”和“忍让”中生活，很少动怒。不过，一向平和的他，也有例外的时候，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曾有两次大的生气。　

一次是解放前的一个夏天。在湘潭县烟塘住的时候，我的二哥和三哥放暑假在家，母亲买了两盒牙粉给他们。圆圆的盒子，装璜很漂亮，当时实属罕见之物。那时，一般乡下人，刷牙都用盐或白麻灰，许多人一辈子连牙粉、牙膏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也许是两盒牙粉有些差异，二哥和三哥竟在分牙粉时发生争执，吵起架来。父亲看见了，非常生气。平常，父亲最不愿意看到儿女们不团结，不友爱，他总是和母亲一样经常教导我们：“小时同窝鸟，长大各自飞，以后想聚到一起都难哪！”。而今天，为了这样芝麻大的小事，兄弟间居然没有一点忍让精神，还争斗起来，父亲自然很是气愤，顺手拿起插房门用的木杠子，举起来要打两兄弟，两个哥哥见势不妙，赶忙跑出去，逃之夭夭。　

还有一次，那时，我们住在湘潭市三义井，我的弟弟在屋后的小学读二年级。有一天，贪玩的他不愿意上学，父亲知道后，气极了，在父亲的观念中，上学读书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小小年纪就不学好，实在是不可饶恕的，于是拿起竹扫帚，像赶鸡一样打着弟弟去上学。幼小尚不懂事的弟弟，只好边哭哭啼啼地背起书包，边用衣袖擦着眼泪，慢吞吞地去了学校。从此以后，弟弟再也没有逃过学，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弟弟顺利地读完了师范大学，成为我们兄弟姊妹七人中的最后一名大学生，后来弟弟相继在中学、大学任教、授课。至今，他仍忘不了父亲对他的严格要求，并用这件事来教育他的儿子。　

其实，父亲是极少打骂孩子的，我和二姐就从未遇到过。二姐懂事早，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仅学习用功，而且十三岁的她，还是当时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从小体弱多病，胆小怕事，自认为除了读书外，别的什么都干不了。即使这样，在湘潭县赵家岭住时，八岁的我，仍然要和二姐一起到山下去挑水，二姐挑大桶，一百多斤重，我挑小桶，大约四丶五十斤。那时父亲疾病缠身，不能干体力活，只有靠我和二姐把水挑上山去，再由母亲从桶中，一瓢一瓢地浇到菜地里。　

在赵家岭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最贫困的阶段，这段凄凉的时光让我刻骨铭心。

土改后，我们家从烟塘搬迁到赵家岭，青砖灰瓦房变成了土墙茅草屋，原先从家门前的池塘里就可以挑水，现在要到山下小溪中去挑，这些仅仅只是生活条件的变差。对于父母亲来说，更难受的是，精神上又遭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一种被被流放、被鄙视的感觉，深深地刺伤了他们的心。

此时，我们家的生活，也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家庭收入少得可怜。当时，大哥、大姐、三哥在部队参军，实行供给制，没有薪水，只有每月三、五元（按现在的人民币值计，下同）的零用费。二哥正在读公费大学。家中还有七口人，年老的外婆，腿有残疾，干不了活；父亲久病，丧失了劳动力；小姑姑神经错乱；弟弟才三岁。家中的农活，全靠母亲、读中学的二姐和读小学的我来承担。哥哥、姐姐将部队发给用来买牙膏、肥皂、卫生纸等日用品的零用钱尽量节省下来，寄回家，共计八、九元钱，这就是家里的全部收入。日常开销中，除去每年必须缴的学费外，这些钱仅够买点油、盐和部分口粮，为了填饱肚子，只有在煮饭时掺一些干蚕豆、红薯干或芋头来充饥。　

当时，我们居住的茅草屋，破旧不堪，泥土墙上的茅草顶棚，年久失修，房子又在赵家岭的山顶上，周围没有任何遮拦，一旦遇到狂风暴雨的天气，简直是大祸临头。尤其是在夜间，狂风一吹，屋顶的茅草，一把一把地被风刮跑，倾刻间，雷电交加，呼啸的大风伴随着倾盆大雨，从屋顶直往里灌，我们害怕得要命，躲来躲去，惊恐万分，茫然不知所措。然而，这时的父母亲，却出奇地镇静，他们在无能为力的处境中，默默地坐着，一直守候到天亮。后来，我上初中时，读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描写的情景与我家的遭遇很相似，一家老弱病残，面对灾难，无助又无奈的悲凉，几乎是我们家那时的真实写照。　

在赵家岭生活时，父亲因为夜间咳嗽、气喘，怕影响我们，自己单独住一间最差的房间。这间房，狭窄矮小，没有窗户，又黑又潮，室内充满霉臭味。

一天早晨，我发现父亲的脖子上，有一道红红的伤痕，似乎被什么东西划过，便疑惑不解地问父亲：“这地方是怎么搞的？”　父亲摸摸脖子，平静地说：“昨天晚上，睡觉时被蝎子螫了。”　我听得毛骨悚然，看着父亲若无其事的样子，当时很不理解，没想到软弱的父亲会有如此的胆量。　

我心目中的父亲，什么都好，惟有软弱的秉性，我很不以为然，父亲凡事都逆来顺受，从来也不抗争。

母亲曾经给我讲过一件事：多年前，父亲担任湘谭县政府负责抄抄写写工作的录事，一个月的工资有二十几块光洋（银元）。一段时间后，上司看他工作认真，被推荐到石潭乡当粮站主任，负责保存和上缴全乡的公粮。父亲仁义，完全信赖下属，放手让他们工作。没想到，因为一时疏忽，被人乘机捣鬼，下面的工作人员认为父亲软弱可欺，乘机盗窃征来的公粮，然后，将秕谷掺入公粮中充数。此事被人告发，累及尚不知情的父亲，罪名不小，说父亲贪赃枉法，弄虚作假，将上缴的公粮以次充好，眼看就要吃官司，懦弱的父亲无法承受这突然而至的打击，却又无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走投无路，服毒自尽以求解脱。幸亏母亲及时发现并全力抢救，才留下一条性命。后来，母亲又到处奔波，终于找到证人，证明了父亲只是管理失察，并非自己所为，方才逃过此劫。

四

父亲的晚年，生活困苦，病痛折磨，加上政治气侯的严峻，精神上的压抑，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感到高兴的。惟有两次喜悦，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一次是一九五四年，家里收到了大哥转业后补发的工资，母亲极力主张父亲去武汉看看儿女，因为当时大哥、二哥、大姐都在武汉。几天后，母亲照顾着虚弱的父亲上路了。

大约一个多星期后，父母亲从武汉回来了。

父亲对这次难得的旅行感到格外的高兴，到家几天里兴奋不已，津津乐道，像讲故事一样，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起来。他说，在我大哥的陪伴下，他和母亲一起徒步上洪山，费了好大的劲，登上了宝塔的最高一层，极目远望，俯看武昌全城，人来人往像蚂蚁一样，很有些‘君临天下’之感。还讲到，在寺庙里，他们吃了一顿和尚做的斋饭，一些素菜做成了鸡、鸭、鱼、肉的模样，像极了，味道也很不错。父亲还颇有感触地跟我们讲起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说，湖北人肩挑手抬时，即使并不很重，也会“嗨哟、嗨约”地大声呼喊起来。而湖南人则不同，挑起担子时，哪怕肩上沉重得喘不过气来，也决不吭一声。看来，湖南人比湖北人更倔强，更能吃苦……最使父亲高兴的是，他小时侯曾经随祖父到过武昌，那时，他在洪山奥略楼吕祖祠看见过八仙之一的吕洞宾雕像，还有一块传说中留下吕洞宾睡觉时印记的大石板。这一次去，居然又见到了，依然还是原先的模样，真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啊！父亲讲着、讲着，他的神情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的光景。　

另外一次，让父亲高兴的是一九五五年春节。这个春节，使父亲脸上的喜悦持续了好多天。春节前几天，大哥、二哥、三哥、大姐都从外地回来了，加上我们的外婆、小姑姑、父母亲，还有我们三个小的，全家十一口人，团聚在一起，这可是多少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团圆。一九四九年以前，弟弟不满三岁，哥哥、姐姐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念书，即便是寒、暑假回家，也是你来我往，很少有全家欢聚在一起的时候，只有这一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家大团圆，这也是父亲在世时，惟一的一次。

一年后，父亲不幸去世。一九六九年，母亲相继逝世。此后，我们兄弟姐妹工作在外，人各一方，就再也没有团聚过。直到一九九三年十月，我们兄弟姐妹一行七人，又一次相聚在湘潭，一起来到颜子塘父母亲坟前祭拜，这又是一次难忘的大团圆，父母亲若九泉有知，该是多么的高兴！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性格内向，平时不苟言笑，往往使人觉得清高，甚至有些严厉。其实，父亲的内心很善良，待人很诚恳。

解放前，在烟塘住家时，当地有一种民间福利事业，叫做“送瘫子”。村民将无依无靠、下肢瘫痪的残疾人，用一个特制的带雨蓬的木轿，形状像两头齐平的木船，残疾人平时以此为家，吃住都在轿子里。为了照顾这样的残疾人，村民轮流将他抬到家境较好的人家门口，让这家供他吃喝几天，然后，再抬送到另一家去。每次遇到“送瘫子”这种情况，父亲总是好言好语相待，三顿饭，都是父亲将一只装满饭菜的大碗和一双筷子，亲自送到残疾人的手上，还叮嘱他：“慢慢吃，不够再添。”旧社会，穷人多，有时候，外面要饭的乞丐上门，我家喂的黄狗见了生人就汪汪地叫，父亲总是赶紧走出去，先把狗邀开，一边对乞丐说：“不用怕，这只狗不咬人，你等等。”　然后，返回屋，添上一大碗饭菜，递到乞丐的手上；若家中尚未做饭时，就舀一碗米给他。父亲对待所有的穷人一贯都是如此。　

十多年前，我回湖南探亲，见到了一位远房叔叔，他年轻时曾经邀父亲一起去日本留学。据他讲，父亲在中学住宿读书时，性格比较活跃，常与同寝室的学友聊天、讲故事，说些幽默的小笑话。父亲年青时的这种开朗性格，与后来我所感受到的沉闷性格，实在相距甚远。我想，可能是父亲以后遇到的波折太多，不顺心的日子太久，精神长期郁闷的结果。不过，父亲的幽默感，却仍保留着。

湖南的夏天，常常有这种情况，太阳底下飘几点雨，当地人戏称为“牛脊雨”，意思是指下雨的范围极为窄小，以致可以用牛的脊背来分界，一边有雨，一边无雨。盛夏的夜晚，我们在天井中乘凉，父亲给我讲故事。他说，有一年夏天，在乡间的小路上走着一位身穿长衫，手摇折扇，悠然自得的老先生。忽然，大太阳底下，下起一阵片雨，稀稀落落的雨点，飘飘洒洒地浇湿了老先生的衣裳，他一边走，一边抚摸自己的长衫，他发觉长衫的前面被雨淋湿了，后面的部分却是干干的，于是乎，大发感慨：“这种鬼天气，说着说着就下起牛脊雨来了，真是一点也不假，怪不得我的长衫一边湿，一边干啊！”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父亲也笑了。　

父亲读过私塾，上过高中，写得一手好楷书，字形娟秀而典雅，只是少了些遒劲和力度，真是字如其人呐！他这样的学历，在当时也算得上是知识份子了。解放后，因家庭成份和身体患病，不能参加什么工作，赋闲在家。虽然，平日里也没有像样的衣服可穿，但穿出来，仍然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斯斯文文的，浑身上下都透出一股书卷气。　

在湘潭市三义井住的时候，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家门口围着一些人。一个满头长发，蓬头垢面，衣衫褴缕的男子站在人群中间，摇头晃脑地唱着京戏：“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好像是在唱“武家坡”，男子双手还不停地击打着拍节，作为伴奏，虽然不像戏台上的老生喝得好，听起来倒也字正腔圆，很有些韵味。时隔不久，我又看见了这个人，他站在我家门口，正彬彬有礼地与父亲闲聊得起劲。过后，我困惑不解地问父亲：“他是什么人，全身邋里邋遢的，是精神不正常还是要饭的？”父亲伤感地回答：“他姓江，别人叫他“江疯子”，其实并不疯，你可能不清楚，他还是一个正牌的大学生哩！搞不清什么原因，竟然没有工作可做，如今穷困潦倒，流落街头，没有法子，只好唱几句京戏，靠别人施舍几个钱来混日子，真是可惜，也很可怜！”　父亲一边说，一边摇着头，很有些同病相怜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个乞丐般的男子，周围的人都瞧不起的人，父亲却不嫌弃他，居然还会和他客客气气地攀谈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这惟一的解释，大概都是读书人，有共同语言的缘故吧。

五

父亲年青时和我们年青时一样，心比天高，充满着幻想，很想闯闯世界，干一番事业。高中毕业后，原准备与我的远房叔叔一起，漂洋过海去日本留学，但遭到了祖父的坚决反对。满脑子封建思想的祖父大发脾气，拿起菜刀，站在天井中，警告父亲：“谁要是敢出远门，就砍断谁的腿！”　向来孝顺，凡事逆来顺受的父亲，不想让祖父生气，只好放弃自已的打算，屈从他的意旨，眼睁睁地看着我那远房叔叔畴躇满志地去了日本。他的这一美好愿望只好化作泡影，以失败告终。在封建家庭礼教的束缚下，碍于“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古训，为了照顾父母，以免他们牵挂，致使父亲的理想和抱负烟消云散，以后再也无法实现。

祖母在世时，四世同堂，各房都未分家，受祖母托付，一大家子的钱粮账目都由我父亲掌管。我们的大伯是封建社会典型的富家公子哥儿，游手好闲，打牌赌钱、养鸟斗蟋蟀无所不会，有时赌钱输光了，就跑来找我父亲拿钱，而且为数不小，甚至还连骂带训，弄得父亲左右为难，只得忍气吞声，甚至曾经为此急得吐血。

这些事情，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父亲重孝悌，从未在我们面前谈过上一辈和同辈人的不是，也从不在别人面前议论他们的是非，天大的事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着。

虽然，上一辈对父亲是这样专横不讲理，但父亲对我们却是另一种态度——明智而开放。他和母亲一道，积极鼓励和支持我们到外地读书和参军，到外面去闯自己的事业，从来不认为儿女是属于自己的，必须留在身边为自己效力，使个人的生活过得稍微舒适、轻松一点，日后也好为自已养老送终。父亲的这种为子女打算，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设身处地为他人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也教育和培养了我们。

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全是父母亲心甘情愿地忍受贫穷和困苦所换来的。在当时生活极为艰难的情况下，父亲能有这种“再穷也不能耽误孩子读书，再苦也不能误了孩子前途”的思想，真是很不容易的。　

一九五三年，我们家搬迁到湘潭市三义井，全家的生活虽然比在湘潭县赵家岭时有点改善，但仍然非常艰辛。那时在家的有七口人，二姐在中学读住读，我读小学，弟弟刚上学。家里的收入全靠大哥、三哥寄回家的三十多元钱维持生活，平均每人每月约五元钱。当时的米价是一角多钱一斤，在家六口人吃饭买米需要十六、七元，买煤、买油、盐和照明用的煤油需要七、八元，剩下的钱，用来买菜和杂用，平均每天不得超过两角钱。为了节省，只好去买六、七分钱一斤的干蚕豆和干红薯丝掺在饭里吃，这样吃还可以少吃点菜。父亲长期有病在身，既无钱上医院看病，也没有可能去改善伙食，增加营养。平时，我和弟弟在上学，又是长身体的时候，才可以吃三餐。父亲、外婆、小姑姑他们却只吃两顿。中午，我和弟弟两人共吃三分钱的原酱（做菜用的）下饭，稍好一点，可以花五分钱买一块榨菜两人分着吃，或者买一小包盐花生米下饭，每人可分得三十余颗。晚上，全家人经常吃的是清水白菜。那时，母亲白天在“军烈属被服厂”干活，天黑了，从“十八总”走很远的路回家，吃的依然是留在锅里蒸得发黄的一碗白菜。有时为了给父亲改善一下生活，就在刚出锅的白饭中加一块指姆大的猪油，倒上一点龙牌酱油，闻起来很香。父亲看到我和弟弟发馋的样子，很不忍心一个人吃下去。　

生活的艰苦，对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有时，仍然使人感到伤心。　

那时，我正在离我家不远的“湘潭市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即台湾亲民党主[xi]宋楚瑜解放前就读的“昭潭小学”，现在的校名是“湘潭市曙光小学”）。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老远就看见父亲站在家门口，这已经是他长久的习惯，每天这个时侯，总是站在那里，等待着我和弟弟放学回来。来到了父亲跟前，我见他那刚刚剃过的头顶上，很明显地留下两道血痕，我问父亲：“怎么搞的，剃头还剃出血来了？很痛吧。”　父亲似乎不愿让我再看到伤痕，把头抬了起来，爽朗地一笑：“五分钱剃个头，你还能要求有好高啊！”　看着父亲毫不在意的样子，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父亲大半辈子过的并不舒适，现在我们差不多都长大了，生活仍是这样的艰难，没想到，连剃个头也要吃苦。平时，我和弟弟理发，都是到附近小店子去理，一角钱一个头。父亲则总是找走街串巷的老头来剃，有时还要挨刀子，为的就是要省这区区的五分钱。其实，我很清楚，并非连五分钱都没有，父亲衣服上面的口袋里，总还是有几角钱的，可是他为了这个家，却怎么也舍不得花呀！

父亲生前没有什么嗜好，很早以前抽点水烟，后来因病，也就不抽了。他不喝酒，也未见他打过牌。平时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有时也找点报纸来看。他还会吹洞箫，月白风清的夜晚，他常常独自坐在房间里，吹着“满江红”的曲调，低沉、悲愤的情感从箫声中传出来，倾诉着他那忧郁、愁闷的心境。他看的书，大都是古典文言文版书藉，尤其爱看《聊斋》，很可能是作为逃避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在我印象中，父亲没有什么专长，但他善于讲故事，讲起故事来，语调不高，声音平缓，娓娓道来，幽默风趣，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听他讲《西游记》中唐僧经历的九九八＋一难，也喜欢《聊斋》中的《偷桃》、《种梨》、《劳山道士》之类的故事。至今回想起来，父亲给我讲的所有故事，都是有选择性的，那些恐怖吓人的鬼故事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过，这也是他教育孩子所费的一番苦心。

六

我五岁时，父亲就开始教我认字，教我怎样写毛笔字，他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画地教我练习写描红本上的字。那时，父亲的气喘病已经显现出来，他站在我身旁，沉重的喘息声，我都感觉得到。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小体弱，得病也不是这一阵子了。中年时，就气血不足，晚上睡觉，即使是夏天，也要穿长裤睡，冬天还要加厚厚的长统袜子。父亲去世前的两年冬天，母亲为了使父亲睡觉暖和一些，总是整夜地睡在父亲的另一头，将父亲的双足紧紧抱在胸前，用自已们体温去暖和父亲的双脚，其情景实在感人。我那时已经十二岁，母亲为了父亲，也顾不得难为情了。　

一九五六年的早春，料峭春寒，湘潭的天气显得格外的阴冷。父亲穿着一套灰色的棉衣服，头上是一顶可放下耳罩的棉帽子，这是我记忆中穿得最好、最合体的一身衣服。这套衣服是母亲用大哥寄回的钱，买来棉花和布料亲手缝制的，一直到父亲去世，他都穿在身上。　

父亲过世的情景，就像不久前发生的事一样，永远地存留在我的记忆中，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时，我们住在三义井，寒冷的气侯使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因为贫困，没有能力请医生来看病，药也没有，一直拖着，病痛的折磨使父亲日渐消瘦，卧床不起已有好些日子。父亲去世的前三天，精神忽然好了许多，可以起床，有时在堂屋里走上几步，在旧太师椅上坐一坐。邻居家的熟人过来探望，见到父亲安慰他说：“今天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父亲无奈地摇摇头，苦笑一下：“恐怕是回光返照。”现在想起来，冥冥之中，父亲果真有某种预感吗？　

三天后的晚上，大约十点多钟，我做完功课还未睡，屋里点着煤油灯，冷风吹过来，微弱的灯光忽闪忽闪，半明半暗。父亲要上厕所，母亲让我帮着她把父亲扶起来，一道搀扶着，穿过后堂屋，来到放着尿桶和马桶的厕所间。父亲要小便，虚弱的身体已不能站立，只好坐在马桶上解。解完后，我搀扶着他，费劲地站起来，父亲佝偻着身子，像是自言自语，其实是对我说：“时候不早了，你去睡觉吧，明天还要上课。”　我和母亲将父亲小心翼翼地扶回床上，父亲坐在床边，呼吸急促，喘息了好一阵，待稍微平静后，他断断续续地对母亲说：“……你这一辈子跟着我，没有享什么福，倒是吃了许多苦，受了不少罪，我是很对不起你的……只有一点算对得起你，我从来没有在外面找过女人。”　父亲喘了喘气，接着说：“我死后，棺材里不要放石灰，放白糠头灰（谷壳隔氧烧出来的灰），我怕呛。”　母亲这时很悲伤，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流出来，低声地安慰父亲：“要不要给孩子们发个电报，让他们回来看看？”　父亲摇摇头，声音微弱却很清晰地说：“不用了，他们工作忙，不要影响他们。”　没想到，这竟是父亲最后的留言。　

第二天清晨，我刚起床，母亲含着泪悲痛地告诉我：“你爸爸昨夜过世了。”　我那时很不懂事，只觉得心头空了一块似地一阵恐惶，也不见得怎样地悲痛，现在想起来，真是太不应该了，太不懂事了。接下来的几天，家里忙着办理父亲的后事，人来人往，全是母亲在料理。真正让我感到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是在父亲逝世后的这些日子里。那时，周围附近的亲戚朋友都来我家吊丧，母亲总是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来，谢谢人家。”于是，我恭恭敬敬地走到宾客面前，双膝跪下去，深深地磕一个头，以表示对他们的谢意，我是在家的长男，这也是我为父亲所做的最后一件事。　

出殡的那天，要封棺了，堂屋里站满了人。棺木放在堂屋中央，头朝里，脚朝外。母亲牵着我和弟弟的手站在旁边。当棺木盖挪开时，我清楚地看到父亲安详地躺着。这时，母亲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地拉着我和弟弟奔向棺木前，哀痛万分地说：“你们快来看看你爸爸，以后你们就再也见不到了！”一阵悲痛袭上我的心头，胸口感到被石块压着似的沉重，眼泪不由簌簌地流了出来。我默默地注视着父亲苍白的面容，一桩至今也无法解释的奇怪事情发生了：只见父亲闭着的双眼，忽然间，从左眼眼角流出一滴黄色的泪珠，久久地停留在面颊上……这难道是父亲的大脑还有知觉，听到母亲悲伤的哭喊声后，作出的应答；还是父亲放心不下我和弟弟，两个尚未成年孩子，而流下的眼泪？这一切都无从解答。

出殡的时辰到了，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伴随着阵阵鞭炮声，棺木由四个请来的农民缓缓地抬起，母亲抽泣着，带着我和弟弟紧跟在后面护送，白色的灵幡在前方飘动着，亲友组成的送葬队伍，沿着门前的石板路，缓慢地走出了三义井。父亲的灵柩，将送到湘潭县乡下颜子塘去安葬，路途非常远，来回需要两天的时间，母亲不让我和弟弟继续跟着，嘱咐我们：“回去吧，好好在家读书，不要把学业耽误了。”　我和弟弟听话地停立在路旁，目送着母亲和送葬的人群渐渐离去，直至很远很远……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他的一生，从一个比较富裕的大户人家子弟，到一贫如洗的平民百姓，他经历的坎坷和磨难实在不少，他所受的苦难也很多，他大半辈子都是在忍受各种痛苦的煎熬，在压抑的环境中委曲求全地度过的。他这样做，完全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整个家庭，为了他的孩子。他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事业，也未能出人头地，但他老人家惟一值得骄傲的是，他和母亲一道，历尽艰辛，饱经沧桑，最终将七个子女一个个都培养成为了品德端正的读书人，真正尽到了一个做父亲应尽的责任，这一点，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