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写过一篇《杂感的归纳》，在这些日子，自然也积累了一些杂感，不妨再归纳一番，以娱己误人，嘿嘿。

烟雨最近有个怨妇，颇喜四处滋生怨言，由此倒让我想起美国作家保罗—福塞尔的《恶俗》一书的内容：恶俗的日常事物，恶俗的大众传媒，以及恶俗的精神生活。

恶俗，兴盛于20世纪的各个国家，尤以吾国为甚：由恶俗所支配下的舆论，多胡搅蛮缠，少辩证思维。

文章，原本就是为了写些自己所想所思所感之事儿，岂能为了虚拟的“精华”而为之？精不精华不华的究竟又有何用？好此一端者，无非是想证明他们的脸子罢了：于事无补，于人无益，于世无助！

何谓“交流”？交流，原本不过是去粗取精，以期求同存异之一种针对观点的探讨罢了。探讨，用不着涉及人身攻击。何必为了一己之见，而伤肝动火，甚至刻意去抬杠？刻意抬杠之行为本身，就已经输了，在此基础上，何必还要去歪理胡说并死硬到底？

针对所谓的“精华”之文，读者们爱看不看，爱交流不交流，谁管得着？

写文章的目的又不是为了去讨好谁，更不是为了去谄媚恶俗，如果非要如此，还有必要写文章么？

至于怨妇指责我“是你山野文选写文章没有事先跟我交流，要是事先跟我交流了，那就没事了”这句话，还真就是无理取闹：我写什么东西或者什么时候写，与尔怨妇何干？难不成在我写什么东西之前，都要提前跟怨妇大人打声招呼么？

至于我爱请茶给谁喝，那也是我自己的自由：连我的这点自由都想来剥夺，可见怨妇的霸道了。

比怨妇更有甚者，竟然在我的《辨析“增广贤文”之一》的文后，用匿名的方式给我留下了这样一句用来威胁我的屁话：“莫要对自己不理解的名言进行胡乱辨析，否则，你将要用你自己的生命去付出代价。”

我个人对《增广贤文》的内容，多存疑惑，难道辨析一下也必须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付出代价么？真是岂有此理！

世间没有不被攻击的文字，也不存在不被攻击的人：我写的《狐媚女人》一文，原本不过是就事论事，原本不过是想描述一下狐媚女人的内外之一般。至于描述得是否正确，自然不敢妄自托大。但，原本很探讨性的描述之文，却也被他人利用并狠狠地攻击我的人身，这可真令我感到十分意外。由此，倒让我想起了喜欢无事生非的韩寒：没事儿老拿老舍巴金等文学大家的文笔说事儿。不过真理终会证明：十年甚至百年之后，老舍巴金的文章照样会有大量的人去读去看去欣赏，而韩寒的垃圾文，别说十年之后了，就算他一天写一篇，其媒体效应，也不过止于当天或勉强延伸几天，过不了一星期，就如垃圾一般，再也无人问津。

喜自相矛盾者，一贯就是某些喜欢玩弄文字的人之内在本质：他们想得到的是“赢”的结局，而不是“理”的贯通；喜欢追求的也不过是他们个人的面子，而非努力去澄清逻辑。这种人是典型的无赖，也是绝大部分恶俗之推崇者。这种人有四大精神病：第一，喜欢胡说八道；第二，胡说八道的话一旦被人拆穿，就脸红脖子粗地死硬到底　；第三，一旦死硬，就抬杠到底，直到与对方大打出手　；第四，打架打输了，就来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你看，我不过是说着玩的，你那么冲动干什么”？如果打赢了，就横起来，“老子说这个是真理，就是真理，谁敢不服？”

无赖喜欢贬损他人，智者喜欢思辩问题。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如今看起来，很对头，也很正确！

任何“主义”都解决不了客观问题，只有认真地去研究各种具体问题，才有可能找得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

吾国从来就不缺乏形形色色的“主义”，吾国最缺乏的是针对那些发生在现实社会之具体问题的研究心态，最缺乏的是如何解决问题的综合调查及实际的解决方案。

吾国人民，几乎都是各种“主义”的受害者：不是因为吾国没有“主义”，而在于吾国人民实在太在乎“主义”。

“橘生淮南而为橘，生淮北而为枳”，在恶俗现象之四处恣意泛滥的国家，任何理论与主义都没什么实际的用处，有用的，只有公平而严肃的法律。

在法制不完善或者法律执行不力的地方，任何道理都会变成歪理，任何“主义”都会变成诛意。

“主义”这玩艺的本质，不过是一种从主观出发而搞出来的所谓“义”：所以任何主义，都喜欢竭力去排斥客观问题，更喜欢无视客观存在。

无视客观并喜坐而论道，是“主义”者们的内在人格本质：研究具体问题对他们来说很显然是多余，信口胡说反倒是他们最喜欢干的事儿。

如果不喜欢去认认真真地研究实际问题，而只喜欢空谈并妄谈什么坐而论道的“主义”，那么任何文学网站，充其量不过是一些闻穴魍站罢了；任何文坛，也不过是一些闻痰罢了；任何言论，也不过是一些大放烟幕的论调罢了；任何质疑，也不过是一些稚咦罢了；任何口号，不过是一些抠嚎罢了；任何标语，也不过是一些飚雨罢了。

暂写到此，待续……

2009年3月24日　

山野居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