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有专家说中国实行真正民主政治尚需30年。当前的中国是属于新权威主义时代，是过渡到民主政治时期的过渡执政理念，所以亦称“过渡权威论”。

新权威主义论者宣称：现代化进程必然要经过旧权威、新权威和自由民主三个发展阶段。因此，在商品市场经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面对混乱、腐败等社会危机，必须依靠新权威来消除，用集权政治保护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此阶段民主的方法不可行，但又不能回归到旧体制去，现实和可能的抉择只能是新权威，用集权政治强制推行市场经济的稳健发展，为将来实现民主政治创造条件，这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化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新权威主义论者阐述这一基本观点时认为，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新权威，而市场经济化的前提必须是政治经济的分离，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地发展在于有理性、有权力、有坚强意志的新权威的产生。但新权威必须接受四个方面的压力制约：即来自民间的民主运动的压力，这是新权威存在的的必要前提；来自独立财产所有者的压力，使得新权威不可能削夺他们的私有财产；来自财政方面的压力，国营企业必须给国家创造一定的财政收入；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压力，民主氛围和自由氛围是新权威防止自己蜕变的必要前提。

新权威主义论者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而实现民主政治却需求集权政治，这一阐释无疑是个“二律背反”。

新权威主义是倡导民主缓行的得力主将，颇受当局的青睐。因此被称为“开明专制”、“强人政治”、“半集权制”等等。

改革开放30年，人民生活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面临着贫富不均的矛盾已使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之际，对发展民主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而看好新权威主义，搞不好会适得其反。

当前的中国应是不遗余力地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树立宪法的至高无上权威和人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而实行“强人政治”、“开明专制”、“半集权制”，仍是人治，不是“法制”。民主的形成，决不是靠通过集权政治带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而能出现的，真正民主意识与民主制度的形成，是要在大众民主的实践活动中去孕育和发展起来，不能寄希望于“强人政治”、“开明专制”。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相对发达国家还有距离，但发展落后并不是民主缓行的理由。历史经验证明，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权必然腐化，要根除腐败，只有使一切官吏无例外地置于人民的公开监督之下，首先是接受舆论的监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