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还是从瞻山说起。

瞻山位于崇仁镇廿八都村东，形若笔尖，又叫尖山。

东晋时期，文人雅士相继涌入剡县。始宁有谢灵运，金庭有王羲之，逵溪有戴逵，而瞻山则有诗僧帛道猷。

山迢迢，水远远。从祖籍山西到剡县，中间是千山万水。万水千山走遍，帛道猷邂逅“剡西第一山”——瞻山。瞻山的娟秀山水一下子击中了帛道猷疲惫的视野。他结庐瞻山，将身心安放在这片青山绿水间。

帛道猷潜心佛学，又喜读孔孟诗书。所以在瞻山的日子里，他像一位武侠中的世外高人，白天临风采药，啸歌山林，晚上研读诗书，领会佛理。日子过得逍遥而惬意。

“连峰数十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帛道猷喜山乐水，他的行踪常常在瞻山之外。想必，瞻山旁边那连绵起伏的五百个山岗，一定被他一一走遍。

那时的帛道猷有没有脚著“谢公屐”，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当风尘仆仆的帛道猷返回瞻山时，他常常在那条清丽婉转的小溪，坐下来，从容地洗涤衣巾。

风吹着风，水流在水里。洗涤衣巾的帛道猷也许随口吟了首诗，也许只是满足地舒展了一下筋骨而已。然而，多年以后，那条清溪却因了帛道猷，有了一个朴素的名字“洗涤涧”，而架在涧上的桥，也沾光命名为“涤巾桥”。

帛道猷既是得道高僧，总免不了以讲解佛经为己任。瞻山顶上有座灵峰台，台上有巨石两方，一高一低形似纱帽。据说，其中一方是帛道猷的“礼拜石”，另一方是为帛道猷对弈会友的棋盘石。这两块石头，虽呈方形，却也没有锋利的棱角，光滑平整得没有脾性，颇合佛家的性情。

后来帛道猷应邀入天台采药而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昔人一去不复还。后人只能遥寄一炷清香，祭拜仙风道骨的帛道猷。人们在他曾经居住过的旧址，构一小祠以祀之，谓之“灵威王”。南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乡人姚太师舜明之三子谏议大夫姚宪疏请于朝，诏封“灵辉王”，迁祠于村东，赐额曰“灵辉庙”，后称“瞻山庙”，俗称“尖山庙”，名震四方。

明万历年间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加建戏台。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张氏合族又捐资重建。l929年，辛亥革命志士张伯岐费银一万数千元，庙又新建。

（二）

无论是远道而来的游客，还是本地的文史爱好者，一般总是先知道张伯岐，然后知道廿八都。是张伯岐让一个古村于平淡之中有了起伏。

张伯岐幼年家贫，无力上学，及后稍长，以佣工和小贩糊口，可是却血性而仗义。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张伯岐17岁。听说同村一簟匠在石门村某财主家讨工钱遭打，非常气愤，邀人前往评理（嵊县人的侠心义胆可见一斑），却被对方以武力相胁，打斗中失手犯下命案，为官府缉拿，遂结义上山，落草为“盗”。张伯岐做强盗时，做得意气风发，他自称魁首，快意恩仇，劫富济贫，被当地人称为“梁山好汉”。

其时，孙中山首倡革命，各地纷起响应。本县平阳党竺绍康、乌带党裘文高相继在嵊县东、西乡树起义旗。张伯岐在同村一位长者的指点下，决定弃“盗”从“正”，投奔竺绍康。谈及革命，张伯岐慷慨陈辞，一番话下来，两人直叹“相见恨晚”，并结下了“生死交”。

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绍兴普通陆军中学校（大通学堂前身）开办，任竺绍康为襄办，张伯岐与黄爱世、张金声三人经竺介绍入校，并参加了光复会。此后，张伯岐与竺绍康、王金发等成为秋瑾的左臂右膀，共谋革命大计。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震动全国，陈其美在上海积极组织革命力量，图谋早日举义，并要求杭州首先发难。8月，陈其美命令张伯岐返嵊召集旧部，组织敢死队。10月，陈其美命令浙江起义，任蒋介石为先锋队指挥官，张伯岐为第一敢死队队长。

10月4日，杭州密谋起义。是夜，起义成员聚集杭州清泰门附近的一所乌漆台门里。台门紧闭，外面漆黑一团，只有院中的一个大房间，灯火辉煌，如同白昼。房的正中，摆着两张连接的八仙桌。桌上放着崭新的手枪和一大篮手榴弹。更鼓已敲三下，可是没有一人上前领取(毕竟是生死大事)。屋内静寂无声，只听见时钟的滴嗒声。寂静中，张伯岐一跃而起，大喝一声：“大局已定，兵贵神速，还有何疑虑！”随即将武器分给手下队员。凌晨二时，张伯岐队准时向抚署发起进攻。他一人当先，一面投弹，一面放火，霎时火光冲天。巡抚于惶恐逃亡之际，被张伯岐等擒拿。

“光复杭州，以张伯岐为首功”。杭州光复后，张伯岐任命为浙江先锋团团长。此后，任镇海炮兵统领，整饬海防；与吕公望、张载阳在杭秘密组织讨袁部队；出兵支援国民革命军追击军阀孙传芳……一路走来，他的身影不离炮火左右。

张伯岐为人处世，总是不脱忠义侠骨。他无视生死，游走阴阳，与王金发一起把嵊县强盗这个词写得豪气干云。

民国二十六年（1937）张伯岐死于上海，墓葬不知何在。现在，只有张伯岐在廿八都村的故居还保存完好。

历史终究远去。人去楼空后，似乎当年的刀光剑影，风起云涌都淡得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

（三）

在廿八都村，无法轻易跳过喻传海，无论是作为辛亥革命的志士，还是作为越剧史上的重要人物。

喻传海是谷来榆树村人。廿八都村是他的外婆家。古时嵊县人有句老话，叫“老婆家，饭来嗟”，意思是到外婆家吃饭是天经地义的事。家里常常断炊断烟的喻传海理所当然地来、到外婆家。

廿八都邻近有个村子叫下相，是落地唱书祖师爷相金堂相来炳兄弟之家。落地唱书是谋生的好行当，四邻八村青年都赶来拜相氏兄弟为师。大约1899年，喻传海也跑去拜了相来炳为师。

唱书需要天赋。很快，喻传海就能即兴创作。他见物唱物、见人唱人，把“四句八对”的彩头话唱得风生水起。

喻传海后来“嫁”在廿八都村，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1906年，落地唱书演变为小歌班，他专演小丑，成为男班颇有名气的演员。

1911年杭州光复时期，张伯岐回乡招募敢死队。喻传海毅然报名参加。这位专门逗人发笑的小丑演员，竟把战场也当成了戏台。

喻传海做敢死队员，和他唱戏一样认真，手上持枪，腰间和胸前挂满了炸弹，背上还插着一把大刀，可谓全身披挂。出发的时候，明知这一去很可能是要丢性命的，他却不慌不忙地这里整整，那里摸摸，尽量弄舒坦些，好像登台前最后再检查一遍行头。

杭州光复后，因为留恋唱戏，喻传海即返乡重操旧业。1927年，他在家乡廿八都村举办男小歌班，招收了20多名男青年学艺。按科班规定，艺徒要为师傅义务演出二年，收入作为师资。喻传海却是“掏腰包赔本的师傅”，当艺徒能演出时，便主动散班，让他们去赚生活费。期间，培育了张荣标(两朵花)、张小林等一批男名伶。

女子越剧时期，喻传海先后执教于“安东舞台”、“高升舞台”和“小高升舞台”。培育出了诸如筱丹桂、张湘卿、商芳商、周宝奎、徐玉兰、张茵等一大批越剧名伶。

1936年，52岁的喻传海因病去世。他这一辈子，唱戏、干革命、教戏，人生中的每一出戏，都演得有声有色。

（四）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繁华奢靡。身着旗袍的张茵从老唱片中款款行来。

1927年，张茵出生于廿八都村。当时她父亲在军警界任职，家境尚可。虽然瞻山庙的古戏台总是传来丝竹之声，然而，张茵的心思从没往那边去，她只想一心一意地上学读书。

是父亲的突然革职，让一家子失去了经济来源。无奈之下，父亲把7岁的张茵和姐姐送进“高升舞台”学戏。

因为长得漂亮，张茵的艺名为“粉牡丹”。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年岁渐长、技艺趋娴的张茵离开老家台门，搭班去绍兴唱戏，很快在众多戏班子的花旦中脱颖而出。此后，“粉牡丹”的名声不仅与绍兴观众结缘，也扩大到了时称小上海的宁波。绍兴、宁波两地戏院的剧目牌上，稳挂头牌的始终是“粉牡丹”。

唱罢绍兴去宁波，辞别宁波进上海。1947年张茵辗转到上海，“粉牡丹”易名为“张茵”。

要在声色犬马的大上海扬名，谈何容易？被称为越剧界四大编导之一的陶贤，为张茵好好地策划了一番。

那时候，形形色色的广告充塞在上海滩的各个商业角落，肥皂、火柴、雪花膏、台灯等广告都配有美女靓照。在陶贤的说动了，一身旗袍、口红、烫发的张茵做了雪花膏的广告。古典的美女照印在广告上，煞是好看。

拍了广告唱电台。唱电台是很多越剧演员梦寐以求的好事，只有真正的名角儿才够格。短短几年时间，张茵在上海滩名声鹊起。

上世纪50年代，浙江越剧界缺少主要旦角，强烈要求张茵回乡支援。

1951年11月，江南薄薄的寒意中，一袭蓝缎旗袍的张茵缓缓走下从上海开往杭州的老式火车，走进西湖山水中……

作为浙江越剧界的当家花旦，张茵先后与金宝花、陈佩卿、姚桂芳、尹小芳等女小生合作，在《西厢记》《梁祝》《孔雀东南飞》《秦香莲》中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形像……

“西湖山水还依旧，憔悴难对满眼秋。”2005年10月，张茵谢世。一代红伶，花谢花落，但她的《西湖山水》依旧凄美缠绵地缭绕于人们的心中。　

从瞻山到张伯岐故居，我们一路数着让这个村子显得不同凡响的名字：帛道猷、张伯岐、喻传海、张茵、张秀民……每一个名字，都彰显着他们自己的个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