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主倒退的制度根源

（民主问题之七）

——熊飞骏

本人曾对俄罗斯的民主变革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为那是极权世界点燃的“文明灯光”；但在后普京时代，希望开始模糊起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俄罗斯的民主在昨天的位置上倒退了。

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大国的民主转型阵痛期较长，但民主成果容易巩固，不容易发生民主小国那样用非法暴力推翻民选政府的成功军事政变。俄罗斯也不例外，从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实权国家并选择民主政体的那一天起，俄罗斯就没有发生过针对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民主直选的曾京总统一直牢牢掌握着政府权力，没有受到任何国内外军事力量的威胁。民主体制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就是国家权力机关由选民公平选举产生。民选政府得到了普遍的尊重，本身就是民主的一大成功；可俄罗斯的民主还是在昨天的位置上倒退了，原因显然不是民主在国内没有民众基础，而是民选政府内部出了问题。

民主国家出现民主倒退现象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类型是民选政府被国内外军事力量推翻，由武人建立军事独裁政府或武人控制下的傀儡政府。南美和东南亚披着民主外衣的“政变政府”和“军人政府”就属这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民选政府内部因为民主体制设计不合理，政府权力没有受到强有力的制约，导致国家元首权力膨胀并滥用公权，形成实际上的专制或半专制政府。民主果实在合法的程序下被有独裁倾向的权力人物窃取，造成民主的暂时倒退。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希特勒统治下的前德国。

俄罗斯的民主倒退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民选总统普京虽然在任期内没有取得希特勒那样不加限制的巨大权力；但手中的权力无疑比成熟民主国家的总统权力大得多。

普京是俄罗斯近百年来最富有能力和民族责任心的总统，这本身就是俄罗斯民主政治的一大成果。如果不是民主变革抛弃了“劣胜优汰、奖恶惩善”的专制体制，建立“优胜劣汰、抑恶扬善”的宪政体制，普京是不可能入主克里姆林宫的。

民选政府堕落为专制或半专制政府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政府首脑拥有感召众生的个人魅力，能赢得多数国民发自内心的拥戴。希特勒当年就具备这种魅力，使成千上万德国男女在他魅力所及之处如痴如狂。普京的个人魅力虽然不能和希特勒相提并论，但因长期专制体制下上台的一连串俄罗斯元首非暴即昏，不能胜任元首的职责，普京就得以在众多的“倭子元首”中脱颖而出，形成感召众生的个人魅力。

仅仅靠元首超乎常人的个人魅力还不致把民选政府专制化。丘吉尔、罗斯福的个人魅力也是无与伦比的，二人的血统基因也一样有独裁倾向，执政又恰逢二战，国家军事力量空前膨胀，国家元首可暂停公民部分民主权力的“非常时期”……可英、美两国的民主政治并没有在他俩手里大踏步后退。由此可见民选政府下的“魅力元首”赢得专制权力还得有另一个前提相配合，这个前提就是民主体制设计不合理，存在容易被专制病菌入侵的制度漏洞。

民主宪政体制的制度保证是“权力制衡”，从纵横两个方向对国家权力进行分割制衡。纵向“地方自治”；横向“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必要性中国人容易理解；但习惯于大一统意识的国民对“地方自治”的必要性则没有足够的认识。

成熟民主国家的“地方自治”体现在地方政府机关不是由中央政府任命，而是由当地选民直选产生。地方政府机关在遵守国家宪法，不染指军事、外交等宪法明文规定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在境内设置阻碍交通、割裂国内统一市场的道路关卡和贸易壁垒……在自己管辖区域内就拥有不受中央政府干预的行政权力。地方行政官员的升降任免权由当地选民和议会说了算，总统不能任命省长也降不了省长的官……

“地方自治”有效地防患了政府权力人物结成上下一致的“共同利益集团”，在侵害广大民众时结成相互声援的“攻守同盟”。当地方官员的升降任免由上级政府说了算时，他们就只能和上级官僚保持“高度一致”，从而使中央政府聚敛起巨大的权力，日积月累就会累积起推翻民主体制建立专制体制的权力资本。

“上级集权”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上级对各地情况不如本地人熟悉，任命的下级官员很难做到称职负责，在幅员辽阔的大国这种缺陷尤其严重。二是如果上司有公权私用贪污受贿的爱好，就会倾向于任命自己的同类担任下级行政官员，于是一个上下一致无孔不入的贪污网就会在全国结成。三是因为官职任免升降权掌握上行政上司手中，行贿受贿跑官要官就成为官场时尚，“跑关系”成为当官升官的最有效途径……

“地方自治”可有效地消除这些弊病。民选的地方官在选民的监督下多半能忠于职守。因为官职任免升降权掌握在选民手中，从根子上铲除了行贿受贿跑官要官的土壤，极大地削减了“公职腐败”的空间。

俄罗斯的民主体制在横向层面上基本上能做到“三权分立”；但在纵向层面上的“地方自治”则虎头蛇尾。俄罗斯的议会和法院在沙皇时代就拥有独立于行政之外的部分权力，议会和法院都有独立行使权力的经验，因此能较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俄罗斯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沙俄和前苏联的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缺少自治的经验，对自治的必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自治政府的运转也存在很多技术上的难题。因为自治政府既不尊重也不能较好地运用自己的权力，当中央政府限制削弱地方权力甚至企图取消地方自治权时，地方政府不能采取坚定有效的抗拒措施。结果中央政府轻易收回了地方的自治权力，实现在民主体制下的中央集权。

俄罗斯在叶利钦和前普京时代的民主体制是“地方自治”，地方行政首脑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总统没有任命升降地方官的权力。当普京第二次蝉联总统，赢得多数俄罗斯公民的拥戴时，他就开始着手限制地方权力，初试得手后食髓知味，进一步取消部分地区的自治权力，把很多地区政府行政首脑的任命权收归到总统手中。他这样做遇到的抵抗比预期的小得多，没有自治经验的俄罗斯公民几乎是不遐思索地认同了普京总统的偷梁换柱。

普京是一个高明的政治谋略家，在攫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前首先为俄罗斯公民找回了“失落的尊严”。这份“失落的尊严”建立在俄罗斯公民的“大国情结”基础之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拥有浓厚“大国情结”的俄罗斯公民因此产生很深的失落感。普京当政时期又正值俄罗斯走出了“民主转型阵痛期”，民主体制开始发挥出自身优越性，激发出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创造潜能。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因此急速上升，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与日俱增。普京总统在时机成熟时有意识地在国际上采取不见得对俄罗斯有益的“强硬姿态”，给渴望“大国回归”的俄罗斯公民注入“自大迷幻剂”。俄罗斯公民终于又感到自己是一个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公民”了，于是对普京总统滋生出源自心灵深层的敬意。就算俄罗斯公民意识到普京在悄悄地偷窃民主成果，也天真的认为那是为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着想，因此也情有可原。

普京总统的作法和七十年前的希特勒有着惊人的相似。希特勒上台时的德国也是国际地位因一战的失败一落千丈，拥有“大国情结”的德国公民的失落感是可以理解的。希特勒的作法也是在国际上采取强硬姿态，在渴望长久和平环境下静享一战胜利果实的“敌国”面前咄咄逼人，给德国公司找回了“失落的尊严”，于是对希特勒“无限景仰”。有了多数公民的“非理性崇拜”，希特勒便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营建自己的“独裁王国”。

大凡拥有过人能力和坚毅意志的强人都有专制独裁的倾向，普京总统也不例外。这种专制独裁的内在冲力只有借助强有力的制度外力才能有效地压制住，自身道德约束力的作用相当有限。俄罗斯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人民缺少自治政治的历练，普京的专制冲力在这里找到了突破口，在良好的动机下不自觉地阻挡俄罗斯的民主进程。

台湾接受民主政体的时间和俄罗斯相近，但台湾的民主政治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台湾一直有地方自治的传统，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就普遍实行“县官直选”，地方自治一直受到全民的尊重，公民有充足的机会经受民主自治的历练。受到全民尊重且能理性运转的自治权力是不容易被上一级政府限制或取消的。当地方自治受到尊重，三权分立深入人心，再强有力的领袖也不容易搞专制独裁。民主成果也因此得到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加上多数台湾公民没有“大国情结”，有独裁倾向的人物不容易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忽悠他们。

所以俄罗斯在后普京时代民主倒退的根本原因是俄罗斯人民没有经受“民主自治”的历练，导致民主体制下的中央集权。这样的民主政府很容易堕落为“官僚政府“，一样容易滋生腐败。加上俄罗斯公民拥有很深的“大国情结”，容易被有独裁倾向的权力人物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忽悠。

普京毕竟不是希特勒，今天的世界也不同于七十年前的世界。俄罗斯的民主倒退是暂时的，随着普京时代（普京和其傀儡统治）的结束而结束。俄罗斯的民主尽管出现了暂时的倒退，但永远也不会回到前苏联的极权时代。那些对俄罗斯寄予无限希望的专制利益集团，最终会发现自己的希望是不世实际的。

中国要想在和平环境下成功实现民主变革，避免走上悲剧性的暴力革命老路，在民主之路上不至出现反复和倒退，现在就必须让民众有机会经受民主政治的历练，尤其是地方自治政治的历练。第一步就是尽快实行“县官直选”，让民众养成民主思维习惯，尊重并理性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力，不至出现辛亥革命时期内地百姓把“自由党”误读成“柿油党”的悲剧……

中国人的心灵深层一样拥有浓厚的“大国情结”，但“大国情结”不见得总是对国家有益。

二oo九年三月十八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