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泗洪县纪委公开招募了68名“特别监督员”，让他们对党员干部八小时工作之外进行隐性监督，随时向纪委举报。泗洪县纪委称此举是为扩大群众监督路径。当地官员称被许多双眼睛盯着“如履薄冰”,而当地纪委官员认为，“如履薄冰”恰恰是隐性监督的成果。（祥见《新京报》3月5日）

刚看完这则消息，无不为泗洪县纪委诚征民间“地下别动队”来监督党员干部行举称道，而且网友在网络上的称赞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有些学者或法界人士称此举值得商榷，因为它是探揭人权隐私的洪害，同时，也把明朝的谈虎色变的“锦卫衣”制贴置于后以示警人。那么，造成对此举的价值取向观的差异又缘于何呢？这是值得全社会深思的问题。

众所周知，每年的全国“两会”反腐一直以来都是“第一焦点”问题，这里反映了两个层面，一是当前我国的腐官员败盛行之极，二是全民对腐败痛恨之绝；我们的惩腐法规和政策不为不少，然而，腐败就如秋后韭菜割了又长，腐败的恶果是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也造成社会不公和执政公信力下降。而由于目前我们还缺乏系统化配套的预防、监督、严惩制度，这才形成如今这种“腐败越反越多”的怪圈。泗洪县纪委动用民间“地下别动队”也是这种百姓监督官员腐败路径不畅而不得不使的怪招，也是官场监督体系呆滞、无效情况下的又一创举。我们可以探讨泗洪县纪委此举在对干部人权隐私有所影响，但此招确是百姓监督官员的新举措，它对干部腐败有威慑力，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百万“年礼”击倒县委书记》（祥见2008年12月9日《法制日报》）一文中揭露的县委书记杨文，他在永兴县任书记时就大行“腐败”之风，有位县辖干部早在三年前就频繁实名检举，并自掏腰包上省城、京城向纪检部门上访举报，当都被发回原地审理，直到杨文另调市开发区后，其腐败事态更严重，上面的纪检部门才展开调查，此时的杨文因惧怕这才向自己举报人开口求饶，妄想用重金收买检举人，而这位举报人也因立场坚定才让这位“贪官”伏法。

针对我国现行官员腐败监督体系诟病，在湖南从事过反腐工作十年之久的原省纪委书记杨敏之就提出过如此思考：“谁敢监督比自己官大的人？谁敢监管自己的人？谁又敢坚持原则不唯上？”“仅仅靠个人的觉悟来防止腐败、抵御腐败，那肯定是不行的，旧的体制上的障碍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杨敏之振聋发聩，入木三分的话就直析了当前“反腐”存在非常的严峻性。

泗洪县纪委“地下别动队”能否掀起全面的“廉政风暴”，谁也不敢乐观回答；但是，通过“地下别动队”我们感到人民群众对反腐除了关注更多的是痛恨，而党和国家也试图在寻找灵丹妙药，这就不谋而合地链接要立即建立反腐机制和制定有效的反腐制度上，于是大家纷纷把希望寄托于“两会”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建立上和日后的执行上，除了这种“官员财产公示”的建立，同时还要制定相关的配套的“反腐”预防、监督、严惩法规，全面开动公民、新闻监督机制，惟有如此，“廉政风暴”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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