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冬末初春,天气依然比较寒冷,平均气温在10摄氏度左右;常有严霜,甚至还有残雪。在这寒冷的天气里,狗、猫等动物还伏在炉旁、屋檐下时,池塘、溪边就已有三五成群的鸭子在冰冷的水中嬉戏。这种物候迹象告示人们:寒冷天气即将过去,气温开始回升,江河溪水中的水温也随之变暖,春天来了。
于是便想起了苏轼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在汴京写的一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晚景”另有一说为“晓景”)这首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篓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惠崇系宋初“九诗僧”之一,工画水禽,尤擅绘水乡景色,点缀鹅雁鹭鸶,人称“惠崇小景”。他跟苏轼不是一个时代的人。苏轼是只见其画,未见其人。东坡此诗题在他的《春江晚景》画上,非但状其形,而且传其神。春江水暖,鸭子先知,写鸭子对水温的感觉,完全是由画面上鸭子的嬉水神态联想出来。在人们对气象知识了解甚少的古代,善于发现的诗人总是能通过他们敏锐的笔触,对大自然的节气变化做出细腻逼真的描述,其中不乏一定的科学道理。
缘何会“春江水暖鸭先知”呢?为什么鸭子在冷水中欢快地游乐却会毫无寒意呢?盖因鸭子身上长满了浓密的羽毛,羽毛将空气贮存在其中,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冬天我们穿鸭绒衣、盖鸭绒被,感到温暖就是这个道理。另外,春天江河之水开始解冻,虽然寒意尚未消尽,但气温已开始回升。其中水温的变化,鸭子是能最先感觉到的,于是就迫不及待地潜入水中嬉游了。这一现象被诗人观察到,便凝炼出了“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千古佳句。
清代学者王士祯《渔洋诗话》中提到,萧山毛奇龄大可,不喜苏诗。江蛟门起曰:“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如此诗,亦可道不佳耶?”毛怫然曰:“鹅也先知,怎只说鸭?”
毛奇齡是清代经学家,狂放自負,最爱与人唱反调。以经学傲睨一世,挟博纵辩,务欲胜人,抨击朱熹《四书集注》,撰《四书改错》。他读朱子,身边都得摆个稻草人朱熹,看到他哪地方解得不对了,就要连打带骂,非得让这稻草人朱熹认错才行。对苏轼,已经够客气了。他亦好为诗,大抵尊唐抑宋,更是痛诋苏轼。但毛奇龄自谓其诗"酬应者十九,宴游者十一,登临感寄无闻焉",可见其内容比较狭窄和贫乏。袁枚还有点涵养,只是说他:“若持此论诗,則《三百篇》中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斑鳩、鳲鳩皆可在也,何必‘雎鳩’耶?”張恨水便不那么客气了,他说:“世固有此笨人,责之无益。”许多人并为此争论不休。我以为这老先生真有点瞎抬杠,宋人还有“春到人间草木知”的诗呢,与其強读強解,不如像陶淵明那样:每有会心处,不求甚解。
诗词是感性、抒情的,若事事以理度之,诗的趣味便蕩然无存。绘画亦然。法国古典主义画派最后的代表安格尔的名画《大宮女》,描绘的是具有强烈东方情调的土耳其内宫的淫艳生活,这个女luo体宫女几乎成了变形美的一种试验,曾经被人讥讽“多了三节脊椎骨”。然而安格尔的学生、曾为其老师作传记的阿莫里·杜瓦尔说得就更中肯:“他可能是对的,可是这又怎么样呢?也许正因为这段秀长的腰部才使她如此柔和,能一下子慑服住观众。假如她的身体比例绝对地准确,那就很可能不这样诱人了“。艺术的美和生活的真並沒要求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不能混為一谈。艺术并不是盲目地复制现实,而是对倾入全部感情的生活中绽放的精神之花作倾力的表达。这是一种美感,不需要任何理由。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在形体脱开世俗的桎梏之后,精神才会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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