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一首《圆圆曲》足以让吴伟业留名诗史。

自白居易之后数百年，七言歌行鲜有佳作，一度出现断层。直到明末吴伟业的出现才弥补了诗坛的这一遗憾。较之白乐天的通俗流畅，吴氏歌行又是别样风韵。四句一韵，平仄相间，大量使用律句及典故，词采绮丽，蕴籍婉转，读之荡气回肠，感慨万千。时人誉为“梅村体”。

绝律之类或能以灵感或妙悟得一二好诗,而在数十乃至上百的长句中，词、意、韵始终保持高格，一般诗歌作手绝难为之。吴氏《圆圆曲》、《鸳湖曲》与乐天《长恨歌》、《琵琶行》并称于世，绝对可以称的上才气纵横。

吴伟业，号梅村，少时受业于张溥，熟读经书，通经博古。二十二岁中举，二十三岁会试第一。殿试上崇祯皇帝亲笔在其试卷上朱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字，并特意恩准回家完婚，风光可谓一时无双。

在升平时代，才名为吴梅村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光环和利益。徜徉南都六年,与冒襄、侯方域诸才子诗酒唱和，又得以与秦淮八艳之一的卞玉京两情相悦，何等风流潇洒。金陵脂粉、秦淮风月，似乎也在不知不觉消磨着梅村的骨气。而此时，辽东已频频告急。

边庭战鼓惊天地，清军铁蹄转眼踏碎金陵春梦。明亡之后，梅村与诸友相约，决意归隐山林。乱世之中，名气却也成了一种负累。清廷两次征召，均托词不就。先天多病造成的软弱性格，清廷软硬兼施的压力,想独善其家的私念，以及文人固有的出人头地的欲望，第三次,梅村还是未能恪守承诺，应招入京。虽在三年后以母亡辞归，但这三年出仕新朝的经历却成为纠缠其一生的梦魇。

绝大多数中国传统文人，儒家忠孝节义的思想已然深入骨髓。元代南宋、清灭朱明这样的朝代更替、鼎故革新之际，最是考量文人风骨。南宋积弱百余年，庙堂之倾文人们心理上大约早有预见，也能默默承受。遗民诗人也大多唱唱家国之思、禾黍之悲，即便赵孟頫这样的宗室出仕新朝也能得到他们的原谅和理解。清灭朱明却大不相同，承平二百余年的天子之帮朝夕之间便土崩瓦解。虽然清军铁骑可以踏平大明江山，却踏不平在文人们心中牢固建立的的包括物质、文化在内的各种优越感。现实中不可逆转的颓势与心理上固有的优越感造成的巨大落差，最是让人难以接受，也最容易生出愤然不平之气。因而，明末遗民诗人的数量是任何一个朝代都难以比拟的。清军在江南对反抗者的残酷镇压，更是让很多文人投笔从戎亲自加入到反抗者的行列。

在这样一个境况下，生死事小，名节为大。

凭心而论，与并称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和龚鼎孳相比，梅村的行为还是值得同情的。钱谦益先以礼部尚书的官位开城纳降后又阴与反清人士联络，出而反而。龚鼎孳见闯降闯、见清拜清，毫无气节。

但纵不能如顾炎武、夏完淳举兵起事、壮怀激烈，也可学冒辟疆、陈贞慧退居山林，保全名节。出仕清庭不被重视的屈辱，时时回萦在脑海的前朝恩宠、不绝于耳的时人鄙夷唾骂、身后名节尽失的忧虑，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梅村的内心。一失足变成千古恨。“误尽生平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死生总负侯羸语，欲滴椒浆泪满襟。”从此，梅村便陷入惭恨忏悔之中不能自拔，诗风日见感慨苍凉。

世人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向来有两个标准：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与西方注重作为、崇尚力量的观念不同，在中国，由于儒家文化的浸淫，往往更注重道德本位主义传统，强调对个人自身的改造。譬若吴梅村，无疑是清初最具才华的诗人，因其不能坚贞不二，自己亦知大节已亏。再如董其昌，书画神味萧远、超轶古人，但其骄奢淫逸、鱼肉乡里，最终还是落得一个大行不德的恶名。

当今社会，自我的、非道德的成为某些人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片面追求利益的捷径和最大成为一种时尚。投机、贪婪转眼暴富，快男、超女一夜成名，助长了多少人不择手段或是轻松成名致富的欲望。忽略了对自身的改造和人类本性的完善，放弃了对道德、信仰的精神力量的追求，无疑是一种可悲可耻的倒退。

由是而问：没有了骨气，缺少了正气，才气纵横又如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