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规的礼貌出发，不应该随便对他人说三道四。我这里提到的韩松更是惹不起的人物，他活着的时候，你要说他的不是，他会同你吵红了脸。没有想到，他就这么走了，此时你说他他再也听不到了。盖棺定论，鉴于一点较为特殊的关系，还是说他几句吧。

要说韩松是什么人，是一个在社会小得不起眼的人。近些年来，他几乎销声匿迹，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少。临走的时候还够不上大鬼，五十有八，乡野说法达不到大鬼级别的人到阴曹地府是要受罪的，他的句号划得太早，就为什么不再坚持二年好做个大鬼呢？

他和我关系是亲近还是疏远，用一个什么词形容？还真说不准。同学、同志、同仁、同事、同道好像都能占上一点味儿。我们这代人是标准的社会和时代断层人，能混个人模狗样的人太少。文革开始就把学历定格，他六七届初中停学，先务农，一九七零年做了耕读教师，后转为民办，在一所戴帽子的初中班还代过课。。

初二学历做老师，无疑是要边教边学的，他很有人民园丁的宏图壮志，参加过高师函授。据说公开教学在全公社还算一个，他还对文学尤为爱好，做着美好的作家梦，中篇小说《跃马扬鞭》五万字，几易其稿，修修改改，一起参加县文学作品讨论会，对他这大作我还真是抬头仰望，好羡慕他的文笔。他还被推荐参加了《雨花》杂志举办的省级小说改稿会，认识了名家老方之和李潮父子，但不知何故，并没有付梓就夭折了。如果他的中篇要被《雨花》采用，后来很可能是位名作家，但他却没有将文学创作进行到底。

民师做到中途，二十几岁的他还没有对象，是他祖母将姨母的女儿许给她。此女还在北大荒，就像支边一样，他毅然去了最艰苦的地方，和姨妹结婚，在那里扎根落户。北方的严寒和怪异的气候他很不适应，一年多时间，得了一场大病几场小病，算是垦荒的失败者，没有办法只好单身又回到家乡，继续教书。两地分居十多年，一次和我小酌，几杯酒下肚，提起情感家庭，竟像个小孩子天真地哭了起来。

人想高处走，他因为有业余文学创作的特长，当时文化上搞小戏创作汇演，他写的小戏被文化领导看中，正逢知青文化站长返城，被提拔到公社文化站当个民办站长。他对工作很是负责，开展阵地工作和群众文化活动都是争强者，当时搞三套集成（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他收集了几万字的成稿，民间文学的东西来之不易，需忠实记录。该要找到上百位民间故事员和民歌手收录，要花多少时间跑多少路可想而知。

有一个阶段，文化主管部门要管理文化市场、规范演出市场，要求打击得力、罚款得力、管理得力，就必须要有拿得下恶意的人从事，不狠不行。韩松生来就是莽撞的性格，是不吃硬的户家。这样当时主管领导就把他抽调到当时的县文化市场办公室，到全县的演出场所及有关娱乐场所打打杀杀，同演出团体、小型印刷厂、游艺室、书贩子等打交道，横冲直撞，为当时领导们的小金库厚实许多。我同他开玩笑，你是糠箩跳到米箩，领导身边的得力干将，一定会有好果子吃的。

说他不但是得力干将，还是某领导的贴心护卫。那时领导干部赌钱是大忌，在我们面前是正人君子的某领导，在他面前却特别放荡，就像一帮铁哥儿，赌博及其他违纪的事他都为其做好良好服务。当然，领导糖豆子他也吃得最多，说有转正提干第一个想到他。那几年，在既得利益方面他却并没有得到多少，在实际工作关照上，他一直是临时工，一些有钱有嘴的人工作性质都变了，那些领导的子女甚至冒着他的名也提了，就是他巴结未到家，还是临时雇佣的马前卒，这里面也许还有一些特殊的玄妙。没有想到，几年以后，他还是回到乡镇，此时早已有正座顶职，他连原来的工作市场都失去了。

后来流水的官们对他更没有照顾了，几十年的工龄到最后反而被机构改革一下子淘汰出局，他思想再优、个性再强、本领再高、业务再好都不是扭转自己命运乾坤的稻草。没有办法，只好见光而退，美其名曰下海了。此后，他曾做过一个阶段的教具销售，这种生意他是外行，结果收入其微，做苦力没技术做不来，生活过得挺艰难。

这二年，有了一点微弱的希望。他们这几位受到社会不恭待遇的人通过多次上访，有个别领导开恩同意帮他们办社会养老保险。据说他的病已经成真时，还戴着口罩同难兄难弟们跑去求一次领导。然而办这事太难了，到目前还没有一点确切的好消息。即使能办下来，集体不替交一分钱，他自己能有钱交这个六十一岁以后才拿到的保险金吗？没有想到，他已经提前带着这个美好的憧憬和遗憾永远地离去了，死神来得这样快，就这样静静地走了。因为他太普通，家境贫寒，连葬礼也特别简单，在老家多年没有人居住的故居里躺了两天，火化后一阵烟，那异常荒寂的小河边又多了一座小沙丘。

韩松走了，静静地走了，生前曾经很要强的他一点没有得到，一点也没有留下，越走越远，历史也永远不会留下他这位断层人的痕迹，可能就只剩下我这几句不咸不淡的好话了，他这短暂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他人的坏事，也许到阴间不会受罪，但愿他能一路走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