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我满月的时候，家里人拿了一支笔、一张卷成笔状的元票、一根筷子摆在我面前，结果我抓了一支笔。家人有些失望，原本是希望我抓元票的，那是当大老板的象征。于是，冥冥中，真的就好像注定了我一辈子要与文字打交道。

参加工作后，我的主业是文秘，写的最多的是总结汇报调研经验材料。十年下来，估计不比我写的文学作品少。而且，写材料最枯燥无味，写的不是自己的思想，是别人的。你没写出领导的意图，文笔再好也会枪毙。文学创作就不一样了，是自己的情感结晶，是自己的生活感悟，是自己的心灵发泄。偏偏，文秘不得不写，文学只能是副业。在公安局那几年，好几次单位岗位调整，我总想离开这个岗位，哪怕去基层派出所当普通民警也比呆在机关强。可是，领导不肯放。理由是，我走了，单位的材料谁来写？去年，好不容易有机会调离单位，可是还是搞老本行。于是，我有些悲哀的感觉。难道，一手写文秘，一手写文学，是我的宿命？

既然是宿命，就认命吧。尽管如今两鬓斑白，成了年轻的小老头，但手头的这支笔是不能停的。好在多年的日积月累，厚积薄发，我在文学上还有些收获。喊我朱作家、朱老师的人也越来越多，拿文章找我“请教”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反倒成了我的苦恼。不是我这人没爱心不热心帮助人，更不是我摆什么臭架子，而是怕，一直不敢同别人谈所谓创作经验。一来实在是太忙，抽不出多余的时间；二来自己水平有限，作品虽然发表了不少，也出过两本书，加入了省作协，但惭愧得很，自己满意的没几篇，更算不上作家；三来我喜欢安静孤独，不赌不嫖，不喜歌舞，不爱热闹，业余时间很少在外应酬，基本是呆在家。上门“请教”的人多了，难免分神。上周有两个朋友，都拿了论文要我帮忙修改，而且要求三天内完成，因为得交上去。我当时手头有市委书记和一个副市长的讲话材料。拒绝两个朋友吧，伤了感情，毕竟是多年的好友，答应吧，又怕时间紧完不成任务。最后我只好给两人分别提了修改意见。结果，其中一个很不高兴。

怕被人请教，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觉得自己是没有资格谈经验的。我的作品写法老，语言土，路子窄。从长篇到短篇从诗歌到散文，作品大都写的是乡土的东西，红薯一样，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因为我是属于泥土的，属于乡村的。因为我自己就生活在社会底层，我没有理由不关注底层的人物，他们的人生际遇和悲欢离合和我差不多，他们的痛楚就是我的痛楚，他们的欢乐就是我的欢乐。

还有，我创作的动机并不崇高，只是出于爱好。我生性内怯于心，外讷于言，进取心差，随遇而安。我写作，从不指望靠它发财，也不指望靠它入仕，更不指望靠它出名。我只是把我对人生和社会的一些思考写出来，在写作的过程挥洒心灵的自由，寻找一种精神主体的自我实现。我所写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滴水，我会继续写下去。也许加上我的汗滴和泪水，总有一天能汇成一条山溪，一条像故乡的十出九没那样的小溪，清清亮亮的。这就足够了。现在很多人在悲观地论及文学的边缘化、诗歌的边缘化，呼吁政府支持、社会关注。我认为，文学、诗歌都没有被边缘化，文学现在这个样子，反而是常态，而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文学赋予更多政治更能，地位是抬高了，却是很不正常的。

当然，如果你愿意和我成为朋友，闲暇时候，不妨一起坐坐，聊聊文字的艰辛，谈谈人生的得失。记住，是聊聊，不是“请教”。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