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继去年流行的网络词“打酱油”和“俯卧撑”之后，“躲猫猫”成为2009年轰动全国的新热点，“躲猫猫”的舆论情况有如井喷的态势，甚至象风起云涌席卷华夏。“打酱油”“俯卧撑”和“躲猫猫”这三个网络流行语虽然产生背景与来源不同，但经流行使用后已有了共同的涵义，都是回避问题的托词，不同的是“打酱油”和“俯卧撑”是老百姓对警方的托词，“躲猫猫”则是警方对老百姓的托词。而对云南警方关于拘押犯李乔明意外死于狱中的说辞，人们尤其怀疑与迷惑：李乔明年仅24岁，身体强壮，并准备结婚，怎么可能象警方所言，是因放风时和狱友玩“躲猫猫”游戏碰墙受伤而死？

鉴于网上舆论一片哗然，云南省组织了调查委员会，成员以网民为主，15人中就占了8位，而且主任和副主任都由网民担当，这是个不错的创举。但就目前情况看，双方都无确凿的证据，即云南警方不能证明李乔民死于“躲猫猫”，调查委员会也不能证明云南警方是作伪证。在证实证伪都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认定谁是谁非，只有等检查机关介入后才有望一个明确的结论。

然而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却给了我们巨大而深刻的警示：“躲猫猫”舆情的井喷现象表达了群众对公共事件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强烈要求。为什么警方的说法就不能取信于民？人民群众怀疑监狱、看首所对犯罪人体罚虐待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事实依据？作为管教人员重要的是争辩还是反省？我认为应该是后者。这里我不是单指某一个部门，而是就全局就整体而言。事实上我们有些同志对自己工作的对象带有偏见，认识未必全面。认为罪犯本质就是坏的，来监狱就是接受惩罚的，这种想法不能说不对，但不全对。问题是我们对人并不真正了解，或者说只是过于简单地了解。人究竟是怎样的动物？绝非一句高级动物可以概括，下面想谈两点：

一、了解人　对管教而言，了解对象是重中之重，无论教育、感化和挽救都须以此为前提，如此才能谈针对性和实效性，犯罪人各有其特殊情况，因此才需要分开关押,分类教育和分级处遇。然而在了解个别特性之前更须明白共性，这样才便于从宏观进入微观，掌握一般更有助于研究个别。而要了解罪犯的共性还须从根本上了解人性，因为罪犯也是人。那么，人性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又不能因为复杂而不去探讨，作为管教者，须认识这种社会特殊工种对自身的要求。

关于人性，无论从纵的方面看还是从横的方面看，“性善说”和“性恶说”都有其理论体系和代表人物，派生出来的还有“性无善无恶说”。究竟哪种说法对？这是个学理上的问题，自古至今没有结论。在中国孟子是“性善说”的代表，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并解释道：“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归结起来便是“仁义礼智”。而荀子与他针锋相对，大唱反调，提出“性恶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主要意思是：人生来好利，因此互相争夺谈不上什么谦让。生来疾恶，因此互相残害无忠信可言。生来有肉欲，所以便淫乱而不存在什么礼和义等等。也许一部分人赞同孟子，而另一部分则认为荀子有理。

其实两种说法都有理又都未免以偏概全，否则如何解释这世上既有善人又有恶人？当然孟子和荀子都可以反驳我的质疑：那是后天环境的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语）。后天的改变并不能推翻人的本性说。这两位哲学家要真从天上或地下钻出来这样反驳，我是无力与他们辩论的。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是孟子的“性善说”，以其“仁义礼智”造就了为数众多的圣贤和精英。然而，在西方世界又是怎样看待人性的呢？

西方的人性论是远比荀子更坚决彻底的“性恶说”，基督教的核心是原罪，起源来自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禁果而堕落，被称作人类的原始罪恶。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亚当和夏娃是不幸的，人类作为他们的子孙也是不幸的，从出生时起就具有作恶和犯罪的意向，所以他这样说：“在新生婴儿身上已带有原罪，不过要在他成长时才显露出来，实际上原罪和解脱之说就是构成基督教内核的巨大真理，而其他的一切大半只是这内核的包皮和外壳或附件。”另一位以辨证思维著称于世的哲学家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更是把这一论证发挥到极端，声称“我们必须放弃一种肤浅的观念，即认为原始罪恶只是基于最初的人的一种偶然行为。其实由精神的概念即可表明本性是恶的，我们无法想象除认为人性为恶之外尚有别的想法。”由此可见，“性恶说”在国外有多么强大的理论支撑和影响力！

面对如此复杂的哲学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是选择接受“性善说”还是“性恶说”？既然问题至今未科学结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也可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中国要倡导“性善论”，目的是造就更多的人才；西方须坚持“性恶说”，否则上帝的存在便无必要。看来任何理论学说都有其指向和目标。现在回到监狱人民警察的情况，不是作为分散的个体而是作为特殊使命集合的群体，以采取何种观点与学说为好？值得思考。

我认为，首先须认定“性恶说”，不然狱警也和上帝一样，没有存在的必要。狱警的工作和任务就是帮罪犯改恶从善，必须正视他们身上的恶，而且这种恶不能与人的基因了无关系，这样才会加深认识管教工作的难度，从而加强管教工作的力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必须相信“性善说”，应该相信罪犯身上存在善的元素，它只是暂时还未显露而已，否则便不会出现莫泊桑经典小说《羊脂球》那样爱国的妓女。犯罪人的善元素犹如深埋在地下的种子，隐蔽于天空的彩虹，种子需要阳光空气水的滋养才能破土发芽，彩虹需要拨开迷雾阴云才能雨后闪亮，而罪犯需要教育、感化和挽救才能重做新人，虽然未必都能脱胎换骨，但至少可以弃暗投明。

如果我们这样辨证地思维，并用这种思维指导行动，既重视困难又满怀信心，对问题的解决就会顺利一些。狱警们必须这样想这样作，

“性善”与“性恶”这个学理上的问题不是人们一时能解决的，也不是狱警的任务，应该关注的是工作或曰行动的现实效果。谁叫你们摊上了这份职务呢？你们职分内的工作和目标就是教育、感化和挽救服刑的犯罪人，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须充分认识到它的可能性，其可能性或者说条件便是“人性本善”。如果缺乏这个理念以及对这个理念的信心，你们将无所建树和成绩。对任何事来说都是行动在后理念居先，否则只能陷于盲动，每个月与犯罪人十几次的个别谈话也流于形式走走过场。

同时，从“性恶说”中我们也可受到启迪，也不妨扪心自问：是否在潜意识里也曾出现过犯罪的念头？我说的是犯罪念头而非实际犯罪，可以不隐瞒地说，我的潜意识里就出现过，但是我并没有犯罪，这是因为自律的作用。从这点来看我们与罪犯不同就在于能自律而罪犯不能，因此需要他律，需要强制措施。明白了人的属性之相同和相异，就会有颗宽容心和包容心，宽容是原谅过错，包容还须接受丑恶。有一首微型现代诗的标题叫《眼大于脸》，它这样说：“一张美丽的脸/能忍受耳光/不能容纳污垢。一　双深邃的眼/能仰望蓝天/也能俯视浊流。”诗以脸象征宽容，以眼象征包容，包容比宽容更难更大。当一个人具备了包罗万象的博大胸怀时，很多难题就易于应付和解决了。

二　尊重人　犯罪人首先是人，我们不能视其为异类。既是人就有人格尊严，人格尊严就必须尊重。凡是认为罪犯无人格尊严或不值得尊重的想法都表明法律观念的淡薄和人权意识的匮乏，这对一般公民而言可能属无知，而对管教民警来说便是羞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说，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犯罪人也是人，也应当享有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权利。对于他们权利的剥夺和限制，必须经过严格的正当的法律程序。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犯罪人的人格尊严，即使对于罪大恶极的犯罪人，也“可杀而不可辱”。（《最高人民法院学习宪法专题讲座》）。请注意“可杀而不可辱”这句话的分量，它实际上把人格尊严提到了最高度，超过了生命的价值。管教人员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把罪犯当人看，才能不仅理性地而且感性地尊重对方与生俱来的人权。在人权的维护方面，我们有些事是值得检讨的，不仅指此，对人的生命安全权的重视也不如西方，这里转帖一个故事：

几年前，耶路撒路发生了一起公交车爆炸的恐怖袭击，炸死了十来个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国人，这两名中国人都是福建人，是去打工的。以色列政府立刻与中国方面联系协商赔偿事宜，但经过中国领事馆的核实，此两人系偷渡客，属于非法入境，于是使馆方面不再配合。

后来，以色列政府专门开了一个会，会议认为，在以色列国土上无辜死亡的人，政府都有责任对其负责，至于这个人偷渡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会议最后决定，对两名死难的中国人一视同仁地按照国民待遇善后。

会后，以色列政府派专人到福建找到两位农民工的家人，抚恤金标准如下：

死者健在的父母按照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老人去世；未成年子女按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成年；有妻子的按照每月1700元美金发放直到去世。死者家属要求一次性支付，以色列政府也同意了，最后支付的金额是每位死者赔偿70万美金。所有相关的调查费用全部由以色列政府负担。

消息传开，在福建掀起了去以色列打工的狂潮。福建省政府的官员说，怎么挡也挡不住。以色列政府就是这样对待偷渡打工者的；没发现，你就在那儿打工；发现了，政府出钱购买机票送你回国；死了，按照以色列国民标准抚恤。

2001年，云南丽江发生了以色列游客不慎在虎跳峡落水的事故，经中国方面寻找无果，为此，以色列政府派专机来丽江，带着专业的搜救设备和一个专业搜救队，并高薪雇佣中国人沿江几百里进行拉网似的搜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时间持续一个多月。（转自思梦论坛“周瑜打黄盖”版）

我无意吹捧西方，事实就是事实。黑人奥巴马能在美国竞选总统并成功当选，这也是事实。

所以，我们目前的管教工作，最根本的是树立并强化人权意识，只有我们的理念符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行为才有实效和高效。　

犯罪人犯了罪，但不等于一无是处，他们也许各有所长，只要改正了恶习就能服务于社会，这是管教人员必须尊重的资源。又如，罪犯中的政治犯属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更不能随意轻视，随着整个社会观念的改变和社会的向前发展，没准将来要对这些人平反，历史上很多思想家和杰出人物都曾经牢狱之灾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切不可以其目下的处境断死其未来，对这类思想活跃的罪犯难道不需要给于应有的一份尊重？

再说，人的犯罪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社会分配不公正不平衡也须承担一部分责任。此外，据《人民日报》资料库的数据显示：“我国自一九九二年以来，至二oo七年六月底，外逃省部级（包括副省部级），87人，正地厅级，320人；副地厅级，1920人；处级，8250人；副处级，11340人。共计16000多人。这些人侵吞、携带出境资金就有一万亿元以上。”象这些养尊处优的官员们尚且置国法于不顾，“饥寒起盗心”的平民百姓触犯刑律又有什么可奇怪的？难道我们能因此就不尊重他们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吗？

总之，在了解普遍人性的前提下，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并不折不扣地予以法律保障，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才能真正开始民主化的进程，否则法立得再多也是枉然。而“躲猫猫”的井喷不仅反映了警方与民众的隔膜，大而言之，也是政府与民众的隔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