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文人的终极关怀》，引发黄末了先生的一番感慨和一些疑问。

黄先生在他的《也说文人》一文中提出的疑问是：“也许，山野居士的这一句话却是很值得问一个为什么的。他说：我却深深清楚所谓的‘文人’之本质，思想极其复杂，性格狂骜也软弱，名利欲重，文争性强，卑劣手段多如牛毛，酸醋心理重如泰山…

为什么文人的思想极其复杂？

为什么文人的性格狂骜也软弱？

为什么文人的名利欲重？

为什么文人的文争性强？

为什么文人的卑劣手段多如牛毛？

为什么文人的酸醋心理重如泰山？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虽然，我实在搞不明白绝大多数文人的终极关怀到底是什么，虽然从理论上讲，文人所应该抱有的终极关怀，也正应该像褦襶子先生对拙文的点评那样：“文人群体良莠不齐，自然对于文人的终极关怀难以得出统一的答案来。然而，文是指文化文明，一个具有文化文明的人的终极关怀，应该是什么呢?文人有什么样的终极关怀与文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终极关怀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文人终极关怀应该是天下苍生！”

然而，我们也知道，在现实社会里的绝大多数文人之终极关怀，并不会像褦襶子先生所期待的那样理想化，而黄先生对文人的质疑，在事实上，也的的确确是一些极端复杂而难以简单解答的问题。

之所以难以简单回答，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有政治原因，也有求生存的因素，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动荡，也有过“焚书坑儒”的大扫斯文…

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让文人们长出了各种各样无法形容的嘴脸，这些嘴脸，不可一概而论，更难能一语道明。

我今天不想从历史角度来论说文人，因为针对历史上的事儿，举凡读过几天书的现代人，也差不多都明了几分甚至几十分，故而泛泛而谈历史上的文人，于今世无意，于如何认识现世文人的种种性格及嘴脸，也起不到什么真正的佐证之用。

现世之文人，比起古代的文人，思想尤其复杂，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复杂的极点。

之所以现世文人的思想，要比古代文人更为复杂得多，是因为现世文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也早已和古代的文人变得完全不同甚至面目全非，而之所以如此，也存在很多现实的客观因素和文人的主观因素。

最主要的客观因素：现世文人的组成成分，复杂！

古时文人，原本的职能无非三种：1，学以辅政以求天下大治；2，专研学术并著书立说；3，解惑授业传道并致力于教化百姓。这三种最基本的文人职能，当为世间所有文人之终极关怀。

然而，文人所应抱有的终极关怀，在事实上，却很难被绝大多数从文的文人们所喜欢和推崇。

历史原因：科举制度以及等级制度森严的吾国历史，让大多数文人们只能想方设法削尖脑袋并通过排挤其他文人的方式，挤入上流社会。

现实原因：绝大多数文人，不事产业，不从农耕，不涉及制造业以及作坊工业，而且在主观方面，也往往不屑于从事芸芸大众都在从事的维生劳动。所以，文人，唯有以文为生，唯有把“文”作为谋取前途的出路和手段。

由于社会对“学以辅政以求天下大治”之文人数量，在事实上需求极少，而文人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却又并不喜欢“学以辅政以求天下大治”，在事实上，往往不过是抱着“学而优则仕”的人生梦想去考取功名，那么当权者们，也只能在文人中抽取一少部分所谓的“佼佼者”去充当“栋梁或奴才”之材，于是绝大多数的落魄文人，自然而然要最终分流到社会中的各个角落，这是形成文人阶层之所以极其复杂的一个现实原因。

因为不被当权者重用，而被分流到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文人，以“致力于专研学术并著书立说”为己任的，在事实上也属凤毛麟角，除却那些甘于寂寞而立志于“研学术并著书立说“的一部分文人，剩下的绝大部分文人，都至少要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奔波于市井或山野之间：或演艺，或从教，或隐逸，或放浪形骸，或愤世嫉俗，或专心创作，或堕落，或用文笔去批评朝野。而在此类文人中，一少部分文人的脊梁和骨气的的确确是非常可敬的，然而绝大部分文人的德行，确是令人不寒而栗并不由自主地让人产生鄙视心理。

文人在社会中的扮演角色不同，成因尤其更加复杂，所以造成了文人思想的极其复杂性，尤其是失意落魄的文人，其思想的复杂性，尤其难以简单描述。

文人的思想之所以极其复杂，与社会对待文人的复杂情态不可分割。

原理上讲，社会，对于文人的复杂情态之所以产生的根源，正是因为社会往往并不屑于去关注文人们的死活，相反，社会针对文人时的情态，在绝大多数时刻，无非是把文人当作妓女一般，喜欢站在一个“呼之即来，喝之即去”的角度来对待文人，而非把文人当作和他们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于是就有了所谓的“文人[君子是对文人的妄称]动口不动手”“秀才遇到兵，有理不讲清[讲不清是因为兵不讲理]”“斯文扫地”等诸如此类的现象。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同样的事情，别人干得，文人就偏偏做不得，这就是社会在对待文人时的一个不公限制。而这个限制，也是极端强烈而不可能彻底颠覆的：比如别人可以随便骂人或打架，而文人就做不得，比如别人可以什么都干，而文人偏偏就干不得。这就是社会对文人所强加的伦理制约。于是文人，就少了许多与芸芸大众能平起平坐的机会以及公平维生的可能。

文人的思想复杂了，头脑就难免变得更加沉重，并渐渐地开始走向郁郁寡欢的沉闷。那么，沉重的头脑，如何才能轻快起来？

唯有不断地发表议论，唯有不断地通过鞭诋社会的黑暗面，来求取在精神和心灵上的平衡！

文人的思想之所以复杂，不仅仅源自于文人们总是在跟复杂的学说和典籍打交道，更主要的现实原因，也在于社会对待文人的不公所导致。

社会对待文人的方式，几乎只有一个模式：召之即来，喝之即去。然而绝大多数的文人在心理上，却非常不喜欢这种被严重扭曲的存在模式，于是文人们那天生的狂骜性格，也就开始在妥协的软弱与不屈服于妥协的狂妄之间游走不定：“此一时彼一时”的说法正出于此。

文人，因有所学而习惯于傲然立世[此乃孔孟学说对后世的劣影响]，却又因缺乏谋生之本，而逐渐趋向于针对社会的妥协，于是：狂骜与软弱，注定就成了绝大多数文人的不治之症。

至于“为什么文人的名利欲重”的问题，自然就更好解答了，因为这是人类社会所共有的欲望情节，不仅仅是文人才有此种名利欲望。

而文人之所以“文争性强”，也是很好解释的。因为不论文人们再怎么努力地去读圣贤书，然而文人却始终还是人，而不是神，所以举凡人类的缺陷以及动物性的相互残杀之天性，自然非文人所独有。“文争性”，不过是把“武斗”进行一番斯文化的“争鸣”罢了。

至于“为什么文人的卑鄙手段多如牛毛”的疑问，其实更容易解释：文人的本质，无非就是用脑子来争斗的群体，这一点，不像习武之人。举凡习武的人，大都喜欢比武见高低，然而绝大多数的文人，实际上却怕死怕得要命。一旦在文人中产生争斗的现象，那么一般文人所习惯去做的事情，往往是想尽办法去置对方于死地，而并不像武人那样“不打不成交”。之所以一般文人往往都喜欢置争论的对方于死地的心理原因，相信谁也都清楚：利益之下，生死之间，焉可存异？

所以自古以来，举凡野心家们，莫不喜欢在其帐下豢养一些所谓的“谋士”或“军师”：野心家们很清楚地知道那些文人，绝对会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地去对付其他的文人或者敌对阵营中的“谋士”或“军师”，当然也更明白那些文人在事实上，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孔孟之徒，而只是一些习惯于盗用孔孟之名，以行“欺名盗世”之行的无耻之辈罢了。

至于“为什么文人的酸醋心理重如泰山？”这个问题，也正如妓女们在大街上招揽客人时的心态差不多。贵人，大款，以及权势人物等，在去嫖妓的时候，自然都喜欢挑选有名的妓女，或者是那些漂亮而又风骚的妓女，那么，一些在实力上稍逊一筹或者压根挪不到台面的妓女，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针对其他妓女的嫉妒之心，而嫉妒，却恰恰也是文人产生“酸醋心理”之主要的心理根源。这种“酸醋心理”，会伴随着针对其他文人的嫉妒情绪之无限制地加剧而越来越重，而当那些失意的文人之嫉妒心压制了他的文人之本性时，那么“酸醋心理”就会重若泰山的现实，也就是一桩毫不足奇的事情了。

人类社会的本质，毫无疑问是利益的组合，而吾国文人的形成史以及吾国社会之传统的道德伦理教条，却又恰恰喜欢把文人给排斥到利益之外，那么，文人，如何生存？如何也能象别人那样去获得正常的利益和生活？

与其疑问文人这个为什么，那个为什么，我觉得，还不如去问问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

就算文人不事产业，但也总归有些用处吧，可：不论是老百姓也好，还是官府也好，在如今的现实社会里：受到社会重视并在他们个人的生活以及利益方面都已达到无忧状态的文人，到底都是些什么样的文人呢？

是“学以辅政以求天下大治”的文人么？显然不是；是”专研学术并著书立说”的文人么？很显然还不是；是“解惑授业传道并致力于教化百姓”的文人么？当然更不是了！

那么那些失意的，那些没有被社会所重视的文人，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失意的文人，绝大多数无非走向“或演艺，或从教，或隐逸，或放浪形骸，或愤世嫉俗，或专心创作，或堕落，或用文笔去批评朝野”之路，事实上也就不过如此而已！

当然，也有更多的失意文人在事实上走向了“改弦更张”的道路：放弃文人的角色，或经商，或从业，反正也早就不把“文”这个东西当回事儿了——这种文人，严格来说，已经不是文人了，因为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文人抑或是其他种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尺度是：根据其最常从事的工作及其所用来谋生的最主要手段。

总而言之，文人群体，是艰难的一个群体！

社会针对文人之死活的冷漠情态，是致使绝大多数文人们丧失文人之脊梁与骨气的最主要因素，而极少数文人所喜欢推崇的那种“文人当固穷”，以及“文人的终极关怀应该是天下苍生”之高风亮节，也并非等于所有文人们都喜欢去铭记在心并肩扛在侧的人生目标之指南。

当然了，说是一回事儿，做则是另一回事儿。

举凡文人，莫不喜欢唱高调，莫不喜欢对他人去讲道德，然而，绝大多数文人在事实上几乎都毫无道德可言，尤其缺乏做人的品行与格调，而这，却也正是最现实的社会反射。

文人之所以无德，是因为这个社会原本就很缺德；文人很酸醋，是因为这个社会对待文人很冷漠；文人喜欢无事生非和胡说八道，是因为这个社会也原本如此；文人的思想极其复杂，是因为这个社会从来没有达到一个和谐状态也从来没有真正在意过文人的存在以及他们的生活。

所以文人的利益欲望，更胜常人；文争癖性，更因为文人差不多都喜欢维持其所谓的“斯文”面子，而棒喝不止：于是文人的卑劣手段也就自然多如牛毛了。

利用“斯文”的假面具，去行“你死我活的利益争斗”之文人间的唇枪舌剑，如果少了种种不可堪言的卑劣手段，如何能取胜？更何况在很多时候，这种文人之间的争斗，还往往关乎着文人们的身家性命[在古代社会]或者利益攸关的大事[在古代和现代社会并存]呢？

君子固穷为弘扬正道，君子的终极关怀是天下苍生。然而，世间几人真君子？

当“君子固穷”到了无米下锅之境，而社会针对此种“固穷”之文人却又毫不同情也不可怜之时，此种君子距死已不远矣，何谈持续地弘扬正道？

“君子固然应该去关怀天下苍生”，然而天下苍生所需要的真正关怀，恰恰是实惠，而不是来自“君子们”的文字关怀。就算天下苍生都喜欢接受这种来自君子的文字关怀，充其量也无非习惯于把这种关怀当作文艺娱乐，在事实上不过一笑了之罢了。

文人，还是不好说，而在事实上，究竟也还是说不清楚的。

而现在，我实在说得过多了，而本篇也该收笔了。

于此，我打算还用我写的《文人的终极关怀》一文之最后一段来为本篇结尾：

“文人，一般而言，是不会有什么“终极关怀”的，所谓的“关怀”，也不过一时，一事，一念之间而已。”

2009年2月22日

山野居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