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生产队后，我们的住处成了社员们茶余饭后最爱聚集的场所。这里是深山，特别闭塞。从公社到县城，每天只有两趟班车对开。文化生活更不用说了，当地连收音机都收不到台。不说老人，绝大多数年轻人连火车都没有见过呢。我们才去时，他们问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说是省城合肥，贫协组长就问，合肥和安徽搭不搭界。这个生产队有两个人见过世面。一个是生产队的老队长，女婿在湖北当兵时，接他到武汉玩过。于是听他回忆当时的所见所闻成了社员们的乐趣。尽管他已说了无数遍，每次大家听起来仍是津津有味。还有一个在山里木材厂当厂长，去过合肥开会。尽管到省城只是走马观花，那也算是到过大城市的人了。村里无论谁家婚丧嫁娶，都要把他们请去陪贵客。

在他们的眼里，我们四个知青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我们大串联时到过北京、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我见过当时的教育部长何伟、高教部长蒋南翔扫地挨批斗，因为串联时我就住在教育部。我们当红卫兵时保护过省委，保护过当时的省委书记李葆华，他可是先烈李大钊的儿子啊。我们随便说说各地的风土人情，说说大串联，说说武斗，都能让社员们听得目不转睛。他们尊称我们“学生子”。因为整个生产队只有红旗大队的大队副和老队长的儿子上过中学。他们以为那就是最高学府了。

有知青下去后给公社革委会提了意见，说红旗公社的革命气氛不浓。因为青阳靠近黄山，房屋的风格都是白墙、黑瓦、风火墙，墙上没有毛主[xi]象和大标语。于是，公社把宣传任务交给了知青。我们生产队除了两户四类分子有三十五户人家。生产队要求给每户门头上画上毛主[xi]头像，写上革命对联。这个我在行啊，在校战斗队时我就负责刻印传单和写大标语。

先是给生产队长家画。把现成的版画宣传画上的红旗向日葵和毛主[xi]象放大，涂上颜色就行了。干这个活划算，每天记九分工，到谁家谁家管中饭。那时社员们都很虔诚，画前全家拿着毛主[xi]语录要汇报一番。刚开始我一个画比较慢，便向队长建议四个人一起干。为了省事，我便事先用大纸把画画好，在背面贴上复写纸。这样大家只要照着描就能在白墙上留下印子。再由我去上色就简单了。我们四个人一天画一家，直画了一个多月，好吃好喝的还有工分赚，真是惬意啊。不多久，我们红旗公社就成了红海洋了。

山区的医疗条件差，社员生病很少到公社医院看病。生产队的人不管生了什么病，都请老队长的妻子刮痧、揪脖子。于是我们每次回家都带些治感冒、拉肚子、打摆子的药，还有纱布、胶布、消炎药膏和红药水等，碰到病人找我们，就帮着治。还真解决了一些问题。后来自己买了《快速针刺疗法》自学针灸，对治疗腰腿扭伤、肚子疼那是有特效。哥哥还用针灸治好了一个口角歪斜的病人呢。回城时，书和针灸针都送给了老队长的儿子了。

应该说知青到农村去不仅是被动的吃苦，也带给了农村知识和信息，为闭塞的山区社员们开阔了眼界。通过和他们打成一片，相互间也建立了真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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