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中国人很少有人一生没有做过检讨的。这检讨也许不是书面的，也许就是口头的。但是都可以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一个遍地声声“我错了”可谓是最贴切的形容。平头百姓没有逃脱做检讨的命运，那些赫赫有名甚至是心意昭昭的高级分子也没有逃脱。

先来上几份检讨：

我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变成敌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断向同仁同学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学校行政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骨子里却充满了欧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感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为了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而拿着武器，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陈垣在《我的检讨》　中的语言。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有了罪过的人……我的罪过是严重的。我今天已经羞愧到无地自容的地步，我对不起毛主[xi]，对不起领导党……我要彻底改造自己…”这是原民主同盟副主[xi]罗隆基在《我的初步交待》中的语言。

“我犯罪的另一根源是个人政治野心和个人英雄主义，一贯地不靠拢党。今后决心：……1、争取半年内，粉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基本上改变立场，跳出右派泥坑。2、争取在二年内成为资产阶级的中左派。3、争取在三年内成为左派的知识分子。4、争取在五年内达到候补（共产）党员的政治水平。”这是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造时在《改订彻底改造自己，改变立场的计划和劳务计划》中的语言。　

“在我没有检查我的严重罪行的时候，我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xi]请罪！向毛主[xi]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主[xi]请罪！向毛主[xi]派来的亲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我深切感到，革命群众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声音、每一个眼神，对我都有无限督促和鞭策的力量，我一定不辜负革命群众对我的挽救和教育，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用自己最大的决心狠触自己的灵魂，深挖自己犯罪的一切行为和思想，以便早日开始我的第二次生命，真正回到毛主[xi]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这是另外一个诗人郭小川在那本著名的《检讨书》中的语言。

看着这些充满激情和无限悔意的文字，有的人觉得不可思意，就比如我，我在第一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基本上是不相信的。直到我读到作者自己在他著作中说出来这些话的时候，我才不得不接受原来这是真的。

以上的检讨者或是学者教授、或是民主人士、或是诗人作家，他们都是有学问、有思想、有个性、有品格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忠诚的共[chan*]党员，有的为反专制、反独裁、保障人权、捍卫民主奋斗过，在知识界享有很高的威望。

很多人都很难相信以上这些文字是出自他们之手，那样的卑怯、那样的低沉、那样的懦弱、那样的可怜，有些词句甚至是那样的谄媚、那样的肉麻……我们该责怪什么呢？是他们意志不坚定吗？

他们为什么不申诉？为什么不反抗呢？要知道中国历来就有打击知识分子的传统，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朱元璋的大屠杀一直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

当时的检讨运动本也是针对知识分子，到了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全国近半数的农村干部也检讨起来。

1966年爆发的“文革”，一开始也是拿知识分子开刀，打倒‘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后来便将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派”，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员干部也大都戴了帽子、挂了牌子，纷纷做起了检讨。随着“文革”运动的越来越混乱和越来越荒唐，在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分子”、“批林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持续不断的红色荒谬中，社会各个层面，工厂、农村、机关、部队、学校、街道，全国上下全都被卷入这股恶浪滔天的狂潮。

记得一首打油诗这样说到：“闻道人需整，如今尽整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简明有力地概括了当时全民的彼此恶斗，全民的互相残杀。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时节，每个人都是政治棋局中一枚微不足道的小棋子，结局的胜负也始终是由红彤彤的红方伟大旗手所决定的。更荒谬的是昨日的革命动力，很快便成为今日的革命对象；今天你打倒别人，明天很可能你就被别人打倒。

因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一个月前有人逼你三番五次地写检讨，一个月后这个人也许自己在乖乖地写检讨。这种地位的互换，像把每个人都筛过一遍，即便是从不参加运动的人，哪怕是住在医院的病人，只要你嘴还能说，手还能动，也硬逼你每天向毛主[xi]“早请示、晚汇报”；而“晚汇报”的内容当然是深刻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向毛主[xi]老人家请罪。所以“文革”中几乎人人都逃脱不了检讨的厄运。

“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说的就是检讨的疯狂肆虐，使得人人自危。

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曾有过那么多的检讨者，其人数不是一万，不是十万，不是百万，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中国是个“检讨大国”，这便使得检讨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影响极为深广的现象。

我们的周恩来总理多次就“反冒进”的“错误”检讨不迭，但毛泽东并不满意，还要他在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继续检讨，并且毛对周恩来总理还直接提出这样的要求：“检讨要自己写，不要秘书写。”

后来我们的总理在检讨中竟然不得不把“我和毛主[xi]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xi]。”这样的语句给删除了。今天的我们看到，他删除的不是那短短的一段文字，而是那几乎要流出眼泪的压抑。

周恩来身为一国总理，内政外交，纵横捭阖，极富谋略，不论资历、智慧、威望、魅力决不在毛泽东之下，竟然也要如此般的检讨。为求得过关，最后也只得忍辱负重，忍泪检讨，俯首听命于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权威。就是这样的时代！就是这样的逻辑！

再看邓小平，他三起三落，百折不挠，坚如磐石，甚至不惜以铁血来解决对内对外的难题，如此一个政治强人，在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权威面前也只得俯首帖耳，仅以一纸保证“永不翻案”的检讨来求得复出。

他们都是一国之内安全系数最高的领导人，也都如此束手就范，低首下心，更何况那些毫无安全保障的草民呢？

在中国，凡是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年代生活过的人，他很可能从没受过表扬，但不太可能没做过检讨；他也很可能从没写过情书，但不太可能没写过检讨书。

这检讨是在集权体制形成之后，在洗脑剖心的思想改造中，在捕风捉影的政治运动中，在上纲上线的党内斗法中，是在强大的专制压力下，而不得不违心地向上级的领导机关、向单位的革命群众所作的“认罪服罪”、“改造自己”的检讨。那是唯心是，是彻底的、完全的胡扯。　

这样的检讨就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j*、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了尊严，妖魔了心灵，让人自虐、让人自污，让人自惭形秽，让人自甘羞辱，让人精神自焚，让人灵魂自缢，让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人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人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需改造的人！这样的检讨是最让人痛苦的。“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说的就是检讨时的内心巨大痛苦。

精神被无数次的检讨反复折磨和彻底摧毁之后，有些人放弃了自我、放弃了思考、放弃了检验、放弃了批判，决没有了丝毫的出格之念，绝没有了半点的存疑之想。以至于永远和政治权威、和钦定教条保持了一致。

这是令毛老先生最高兴的事情。他所设想的那“稳定”的社会局面，那“一致”的政治方阵，那天下太平，江山永固的梦想在今天，似乎还在靠全民族的愚昧和粗暴的强权在延续。今天，我们的生活中还有检讨。只是这称谓也与时俱进了。有的叫检查，有的叫报告，有的叫思想汇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