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吃西餐叫吃大菜，历史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19世纪中期，一些开埠通商的口岸城市里已经有被称为“番菜馆”的本土西餐馆。1918年出版的《上海指南》上有西餐馆35家。我小时候经常在兄长的带领下，倘佯在淮海路上的几家西菜馆里。那些年流行公司大菜，就是现在的套餐，适合公司的白领们当午餐，所以有此一名。套餐分甲乙丙几种，最普通的是一菜一汤，汤有罗宋汤、奶油蘑菇汤、海鲜汤等；菜有腓力牛排、烤鸡腿、红酒鸡翅等。当然，只能任选一种。收费一元，面包随吃不限。那是在粮食尚未定量供应之前的事呢。要想吃上档次一点的，就得点菜了。　红房子西菜馆　在老上海的心里,是西餐的代名词。它创立于1935年，原先由一个意大利人开设，本名叫喜乐意（chzlovise)，因为门面和外墙全都涂成鲜艳的红色，人们习惯称它为“红房子”了。70年后的今天,红房子重新回到了陕西南路,而且是整整三层。红、白、黑的简单搭配,设计时加入创新的后现代元素,彻底颠覆传统的红房子情结。

坐地铁一号线在陕西南路下车，从茂名路出口出去，在国泰电影院斜对面，透过茂密的法国梧桐望过去，暗红色的墙面，白色线条勾勒出来的三层法式公寓就是著名的红房子西餐厅了。推门而入，就会闻到浓郁的咖啡香，融化的奶酪、番茄沙司酸酸的味儿夹杂在蒜蓉、现烤的法式点心的麦香之间，顿时调动了你的胃口，食指大动。不必上楼，顺着铺了地毯的阶梯下到半地下室里，那些临街的窗户仿佛被高高地吊了起来，半透明的纱窗帘被外来的风轻轻地吹了起来，像花枝招展的舞娘扭动着腰肢，枝形吊灯的烛光半明半暗，与锃亮的刀叉杯盘相映，卡座间有盆繁花满枝的玫瑰，暗香浮动。别有情趣。

但在改革开放前上海只剩下不超过　10家西餐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西餐再次成为上海人消费的热点。各种外国风味菜肴逐渐进入上海，时至今日，总数达到3000家左右，西餐的种类也日见丰富，在上海有世界三十多个国家的风味特色的餐厅供人选择，除意大利、法式、欧美式、日本料理、韩国、东南亚以外，还有阿根廷、土耳其、印尼、希腊、匈牙利、葡萄牙、印度、巴西、墨西哥等。

好几年前，孩子在京按揭购买的100平米的房子装修竣工，为报答我们老俩口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为其监工、整理、布置妥当，他决定请我们去莫斯科西餐厅大快朵颐饱餐一顿，北京人亲热地称它为“老莫”餐厅。北京展览馆西边的小马路总是挺安静的，路灯不很亮，莫斯科餐厅的门就开在这幢沉稳的俄罗斯建筑边，旁边的宣传语挺像一句蛮不错的电影画外音：“1954，梦开始的地方”。

拾阶而上，穿过淡黄色高大的石门厅，顶天立地的落地窗上垂下红色帷幔，雕满松枝和小熊的暗绿色铜柱足有十来米高。六七十年代，莫斯科餐厅门外是个宽广的红色海洋，而这里几乎是精致生活的唯一堡垒。如今那条小马路上依然带着不变的异国风味，马路对面的树林和草地还是很怡人，尤其黄昏时分，总有鸟儿跳来跳去。走出不远，西外大街则早变成了两层马路，车辆日夜川流不息，霓虹明灭。江湖变了，而莫斯科餐厅依然与众不同。

因为工作的缘故，孩子倒是经常陪外国友人光顾此地。他细心地发现餐桌上的细节又有了细微变化，比如喝红茶的杯子原先是带金属托的玻璃杯，现在换成了小瓷杯；精装大开本老菜单之外，新菜单很小很薄，更适合现代人快捷方便的观念。他为我们点了牛油果鲜蟹肉（造型很像抽象派画家的调色盘）、青柠蛋挞、`烤三文鱼、三色船型果味冰淇淋、黑椒土豆、水果色拉、薰衣草芝士蛋糕、牛肉粒奶油焗饭……整个厅堂弥漫着欧洲古典式的浪漫华美，特别是阳光灿烂的午后，很是温暖。晚餐晚一些的时候侍应生会把灯光调暗，换上温馨的烛光，坐在靠窗的沙发上，透过透明的玻璃窗，仰望星空，说不定还能看到流星雨划过呢。

沈宏非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开设有“写食主义”的专栏，他评论美食的文章别出心裁，“西式的甜点花团锦簇，尤以西、法为盛。提拉米苏和萨巴雍这种华丽的甜点一出场，餐桌就变成了春装发布会的天桥”。他形容东坡肉的糯嫩、入口即化，除了“雪狮子向火”外，还说了一段调侃的话：“好肉不宜独食，最好将一位正处于减肥疗程关键时期的玉女携上楼外楼，箸肉齐眉，继而作入口状，待她花容失色，肝肠寸断之际，兀自豪迈地大喝一声：‘啊呀，今番罢了！’便一口吞了。”

沈先生是湘西人氏，在上海度过少年时代，后来定居广州。这是中国最讲究吃的两个城市。他又是媒体工作者，经常出国，偶尔还坐坐头等舱，到过世界不少地方，品尝过无数美食。这些主客观因素造就他的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他坦白说“夸大其词是写食的惯用伎俩”。“如果把约会比之于进食，那么写食就是写给食物的情书”。沈先生的纸上盛宴，犹如网络爱情，是虚拟的世界，倒是那些个“情书”还真是写到了骨子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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