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或者名教，曾经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是儒家解决社会矛盾的济世良方。如果真如太史公所说是“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史记?礼书》），则礼教的符合人情人性可知。

但是，理论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我们先来看些例子。

《红楼梦》第三回中，描写了贾府的种种规矩（即礼），轿夫抬轿到什么位置，十七八岁的小厮又抬到什么位置，婆子干什么，谁捧饭，谁执巾，黛玉坐哪儿，迎、探、惜三姊妹坐哪儿，谁站谁坐，都有种种“礼教”。一个近百口人的封建大家庭，如同一架精密的机器，因为有了礼教的维持，仿佛井井有条，运转自如。这恐怕是礼教给社会带来的最大效益吧？每个人在这个社会机器中，充当一颗螺丝钉，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职责，使封建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确，事情如果这样进行就好了，可惜，在这个大机器上有几颗螺丝钉不太听话，不守规矩。比如宝玉，得了贾母的宠，他不管“学而优则仕”，不读书；不顾“男女授受不亲”，尽日在姊妹丛中厮混。又如王熙凤，她博得了贾母欢心，取得管理荣国府财政的大权，可以不顾“笑不露齿”，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放声大笑；可以越俎代庖，替王夫人作管家婆，为宁国府办丧事。宝玉和凤姐都得了贾母赋予的“特权”，可以“放诞无礼”而不被指责。

有终极特权的是贾母。她吃完饭后有立即濑口喝茶的陋习，就变成了贾府的“礼”，使得林妹妹为了“惜福养生”而待饭粒咽尽过些时候才饮茶的习惯，“少不得一一改了过来”。她为自己享受天伦之乐，纵容孙子，疼爱外孙女儿，就让宝玉睡在与黛玉仅有一碧纱橱相隔的大床上；半透明的碧纱橱，不是“男女授受不亲”礼教的防护栏，所以宝黛相处既近，日久情生，可说是蒙贾母之赐（袭人在宝玉特别之时与之发生关系，也是蒙贾母之赐）。到后来，贾母又觉得黛玉为人不淑，让凤姐儿用“掉包计”换了宝钗，造成宝黛爱情悲剧，也是蒙贾母之赐。另外，黛玉惜福养生之不终，保养不够，早早谢世，贾母也难辞其咎。

由此可见，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贾母，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喜欢，她可以不管“男女之大防”，可以不管“女子无才便是德”，也可以不管“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那一套纲常伦理。但她又可以疼爱外孙女，促成宝黛相爱；可以放纵大观园女儿们咏诗赋，立诗社；可以干涉贾政教子。礼教的权力杠杆操在她手里，她可以像阿q那样，“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任意“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再来看《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可利用时，鲁四老爷就雇她，即使她已“不干不净”；到了呆木的时候，就扫地出门，任她去死，甚至于骂她死也不选择个好时间。我们知道，祥林嫂是个真心维护礼教的小人物，礼教说“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她就把头砸个大窟隆来反抗再嫁；礼教说捐门槛可以“赎罪”，她就哀求着奉送一年的血汗钱。但在鲁四老爷之类的礼教执行者那里，它们不管她是何种原因再嫁的，也不管她是否赎了罪，依然认定是“不干不净”的人。可怜的祥林嫂，里外不是人，进退维谷，——杀父娶母的俄狄甫斯尚能刺瞎双眼，游荡人间，免却没脸见自己亲人的苦——最终只能在想见儿子又怕被锯为两半的恐惧中死掉，到那个她想去又怕去的世界里去了。

在这里，统治者操持着礼教的权柄，任意施为。他们宣扬的是一套，不管是否合乎人情人性。信奉礼教的人，会像祥林嫂、林黛玉一样因为无所适从而被整死；不信奉的也会像阿q一样被驱逐出境，绳之以法，结果仍然也是死。礼教的执行者们在此玩弄的花招，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坟?论“费厄泼敕”应该缓行》）“不同的道德”就是不同的标准。宣扬一套，实行一套，不是为了公众的和平，而是谋取一己之私利。礼教这个工具在统治者的手里就成了麻痹民众的毒药，谋杀百姓的凶器。他们随心所欲操纵礼教的特权，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专制”；礼教“三纲六纪”的等级观，则是蕴育特权的温床。因此，我们今天一切讲民主、讲平等、讲和平的有识之士，都应该来反对那种“还没有划一”的二重道德，挖出平等自由民主幌子下掩藏的“专制”特权之根（不管它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的），还政权给人民。

柴立中

二oo二年九月三日

-全文完-